三十六、新党旧党的分歧：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

　　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十七、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这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三十八、元朝政治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广开牧场，实施屯田，搜刮民财：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发展势头。这仍与蒙古贵族政治观念简单粗陋有关，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

　　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更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对江南的搜刮十倍于当初。

　　元朝兵权掌握在蒙古贵族手里，财权则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马执政期间，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问，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阿合马还实行以清理官司钱财欺隐拖欠为名目的所谓“拘刷”、“打勘”法，郑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为“骗财之术”，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也叫苦。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

　　此外，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蒙古人对匠人十分尊崇，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气，蒙古兵马所到，重要的行动是搜罗匠人，把他们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时期，被称作“驱口”的战俘奴隶特别多，贩卖人口的现象相当突出。

　　三十九、元朝时期的文人与戏剧：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的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下子推向一个高峰。

　　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杂剧剧本的创作。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处境，避免了一种惯例的重现，即文人把一种艺术过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赏不了。

　　元杂剧的剧本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沤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颖的异乎传统的诗歌形式即散曲。

　　四十、清代学风变化的原因：

　　1、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2、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

　　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正、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