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南北佛教的不同：

　　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三十二、简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三十三、简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更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更浅。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孝文帝的改革，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更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更终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时间出现逆转。

　　三十四、南方经济的高涨：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了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在南方有长足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三十五、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