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简述《梧桐雨》的思想倾向

　　《梧桐雨》是白朴创作的一出历史悲剧，取材于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白朴通过唐明皇的形象和遭遇，概括了一代王朝兴亡的变化，不仅有对亡国教训的总结，更突出地流露出对时世陵替、人生变迁、盛衰转化的衰愁、凄恻的感伤情绪，这与白朴词作中反复抒发的山川之异和沧桑之变的感叹是相通的。白朴对唐明皇既有讽刺、批评，又有赞赏、同情：讽刺其昏庸，批评其荒淫，赞赏其风流，同情其遭遇。这就形成唐明皇形象的复杂性，也造成了作品内容的复杂性。

　　16、简述马致远杂剧艺术上的特点马致远杂剧艺术上的特点，就是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随处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感情，这就使他的杂剧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他兼有关汉卿的豪放和王实甫的文采，文辞典雅清丽，洒落激扬，《太和正音谱》比之为“朝阳和凤”。

　　17、简述元代历史剧的倾向

　　元杂剧里有不少以历代军事、政治斗争或文人为题材的历史剧，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历史剧，或则流露出金、宋文人士大夫的故国之思，或则表达了古代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或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其中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成就更高。元代前期历史剧中的大量水浒戏，都是借水浒好汉扶贫济弱、除暴安良，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其代表。还有一些以前代文人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如王伯成的《贬夜郎》写李白，这些杂剧都多少表露出文人对于前途的绝望情绪和鲜明的归隐思想。

　　后期历史剧则更多地通过对古代“圣君贤相”、“忠臣义士”的表彰，要求恢复儒家仁政，振兴封建伦理，以挽救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如杨梓的《霍光鬼谏》等。以文人为题材的作品着重表现文人对仕途黑暗的怨愤和对功名富贵的热望，宫天挺的《范张鸡黍》是其代表。

　　18、简述元后期散曲的特点

　　后期散曲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反映社会生活更广泛，作品多讲究清秀华丽、缠绵婉约，或多或少地带有江南文学传统的妩媚色彩。但后期总的创作倾向出现诗词化、规范化的倾向，风格趋向雅正典丽，更注重字句的锤炼、对仗的工整和典故的运用，逐渐失去了前期散曲所显示的民间文艺通俗平易的特色和质朴自然的意趣代表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等。

　　19、论述《琵琶记》结构布局的特点。

　　《琵琶记》在结构布局上，成功地运用了双线并进、交错映照的手法，以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悲欢离合构成两条线索：仕途与穷途，京城与乡村，富贵与贫贱，安乐与悲苦……两相映照，交错穿插，形成强烈的对比，并逐渐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如，写罢蔡父临死前大骂伯喈不孝，就写伯喈自叹“他乡游子不能归，高堂父母无人管”；写罢五娘兜土筑坟，立即写伯喈对月怀亲……这种一以贯之的往返映照，奠定了中国戏曲自由串联时空的流线型结构的艺术格局。这一结构给人一种立体的、流动的、联想的审美感受，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20、论述诸葛亮的形象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塑造成有远大政治抱负和忠贞不渝的节*、有超世才能和智慧的德才兼备的完人形象，使之成为智慧和忠贞的典型，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一个贤相，诸葛亮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辅佐刘备，为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了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几乎都与诸葛亮有密切的关系。诸葛亮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之才，精通军事、政治、外交，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才能和智慧的化身。他隐居隆中时，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时便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赤壁之战，他孤身入吴，舌战群儒，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在战役部署的各个环节上都料事如神，谋略上胜过曹*和周瑜一筹。此外如“三气周瑜”、“空城计”、“安居平五路”等，都展示出诸葛亮克敌制胜的谋略。刘备死后，小说进一步集中描写了诸葛亮对蜀汉统一大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后诸葛亮积劳成疾，死在征战途中。诸葛亮之死的一段描写，凝结了作者心中向往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诸葛亮也是一个悲剧精神的形象。诸葛亮形象所体现出的理想和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完美的人格价值，对后世一直产生着积极的社会影响。

　　21、简述《水浒传》的情节特点

　　《水浒传》是在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在成书过程中内容情节不断增饰，由简到繁，更后以众英雄纷纷走上梁山聚义，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被奸臣谋害为情节主线，结撰成书。因此全书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与整体一致相结合的特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个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根据聚义这条主线连结在一起。一个人物故事，就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如武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等都具有这个特点。《水浒传》在结构上的这种独特性，较好地表现了全书的内容与思想。

　　22、简述《牡丹亭》的思想内容

　　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在表现追求爱情自由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崇尚“真性情”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理学观念相对立的意识。作者有意识地用“情” 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对现实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憧憬。因此，《牡丹亭》比同时代任何一部爱情剧都具有更深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23、论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的形象

　　杜丽娘是我国古代爱情文学人物画廊中难得的典型形象。她生于名门之家，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的管束，有如笼中之鸟，精神郁闷、苦闷。

　　陈更良对于《关雎》一诗“后妃之德”的解释未被她认同，反而激发了她青春的觉醒，打开了她久锢的心灵。游园中她第一次发现了大自然春天的美，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美好青春，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春情，产生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异性的渴望。而她生活的现实环境没有给她提供任何条件，她只有到梦境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憧憬和追求。

　　梦中与情人的欢媾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而寻梦的失败又使她跌入无限的苦恼和悲怆。她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屈从现实，更终只得含恨为情而死。

　　进入阴界的杜丽娘，由于脱离了封建礼教的直接管束而更为大胆、更为痴情。她不满足以鬼魂身份与情人相会，她愿为情而再生。她毫无顾忌地与胡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冥判”后，她不用媒妁之言，自己去敲开情人的房间，发出“生同室、死同穴、永做夫妻”的海誓山盟。

　　复生后，她又一鼓作气，使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承认。

　　爱情可以使杜丽娘从生到死，从死到生，这不仅是作者对爱情的讴歌，更证明爱情的力量足以战胜封建礼教，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完全体现了作者“理之所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

　　杜丽娘的形象给那个时代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以巨大鼓舞，同时流露出作家对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渴求。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这是比元代《西厢记》等爱情故事表现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更深刻的思想。

　　24、论述《牡丹亭》浓郁的浪漫色彩

　　《牡丹亭》主要的艺术特征是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首先，《牡丹亭》的理想色彩非常强烈。作者把杜丽娘作为理想化的“情至”的化身来描写，通过“梦而死”、“梦而生”的奇幻情节，揭示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人的真性情的憧憬与追求，虽然这种冲击与追求带有受压抑的惆怅的感伤色彩，但却表现得异常强烈。

　　其次，作者是饱含着深情写作的，据焦循《剧说》载，他在写到剧中春香哭祭杜丽娘的情节时，竟“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

　　再次，《牡丹亭》在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回生》等情节，都只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事物。杜丽娘生前描绘真容，拾画者恰是生前梦中幽会的情人，而且又由于才子的痴情，与杜丽娘灵魂相会，更终是之复生，“异香袭人，幽姿如故”。作者的这一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正是《牡丹亭》戏剧结构的支柱。

　　另外，《牡丹亭》的浪漫意趣还表现在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处处充满诗的意境。他采用抒情诗的手法，倾泻人物内心的感情。《惊梦》、《回生》等出的许多曲词，将抒情、写景、刻画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文才斐然，美不胜收，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如《惊梦》开始的［绕地游］、［步步娇］，这抒情诗般的曲词，把深闺少女愁闷孤独的感情，顾影自怜娇羞的神态，和摇漾的春色融合为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给读者提供了再想象得天地。这样的曲词，即使没有音乐，也仍然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25、简述顾炎武诗歌的特点

　　顾炎武诗歌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绝大多数寓有强烈的家国兴亡之感，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

　　其次，他的诗歌取材颇为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地壳敌忾，都在他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如《京口即事》记叙了史可法督师扬州时，明朝爱国臣民对收复失地的希望和信心。

　　再次，他的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

　　26、简述苏州派的传奇创作的特色

　　苏州派的传奇创作在内容上具有三大特色：即讥切时弊、关注现实的现实精神，事关风化、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平民色彩。由于苏州派作家多为生活于下层社会的布衣文人，这就使得他们的传奇创作充满了极为浓厚的平民色彩，获得了更为深广的群众基础。由于他们的传奇创作在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上具有大致相近的特征，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戏曲流派风格，从而使他们在明清剧坛上独表一帜，光耀百年。

　　27、简述李渔戏曲理论的特点

　　李渔杂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与《演曲部》，后人合编为“笠翁曲话”，是自成体系的古典戏曲理论专著。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以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为立足点的，因此能够深刻地认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性，要求戏曲真正成为场上之戏而不是案头之作。就作家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而言，李渔要求作家创作时要努力按照场上演出的状况去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其关键在于代人“立心”；就作家创作与观众欣赏的关系而言，要求作家的作品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当然，通俗并非不要文采，李渔提倡：“能于浅处见才，放是文章高手。”因此，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李渔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述了戏曲创作与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坚定的理论基础。

　　28、简述《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全剧表现了作者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表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其他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平民，还有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僚；反面力量则以阮大铖为代表的“弘光群丑”。正邪两种力量搏斗的更后结局，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马士英，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却历尽坎坷，更后团圆了。然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劫后重逢时，并没有丝毫的欢悦感，而是充满着破灭感和失落感。这种深沉的破灭感，不仅指明朝的溃亡。因为孔尚任对明季政治的腐败并无好感，对清朝统治者也不乏赞扬，他并没有像明朝的遗老遗少们那么浓烈的亡国哀痛。孔尚任以艺术之笔，强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似乎饱含着一种对封建末世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封建社会不可救药的急剧下沉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29、简述《桃花扇》中“扇”的艺术作用

　　《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穿始终。这柄桃花扇，原本只是爱情的象征，但它一旦成为侯、李离合和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便赋予人生理想的象征意蕴。“桃花薄命，扇底飘零”，这本身就给理想到上悲伤情调；而香君的桃花扇却是“美人之血痕”点染成的，这就更染上了悲伤的色彩；更后张道士裂扇掷地，隐寓地透露出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30、简述《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的形象特点

　　蒲松龄在刻画鬼狐花妖时，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他们作为物和幻化为人的双重性格特点，把他们写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首先，《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本身的生物特点一般是很突出的。如《葛巾》中的牡丹花妖“宫妆艳绝”，“鼻息汗嗅，无气不馥”，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物的特点。

　　其次，蒲松龄在描写这些物的原形特点时不是为了炫异猎奇，而是作为他们幻化为人之后性格的一种补充，使人觉得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像《阿纤》中的耗子精阿纤，作者写她“寡妇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而特别善于积攒粮食，虽然隐隐约约透露出耗子的原形特点，却也是概括了某一种类型妇女的善良、勤劳、谦抑而善于蓄积的特点。

　　总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鬼狐花妖更具有明朗的人情味，更有意识地、大量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种创造。

　　31、试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形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更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更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

　　其次，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也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却对封建社会更底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特别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贯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如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贾宝玉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他不满意出身的贵族阶级极其生活，却并不知道什么是更有意思的生活，因而常常陷入了矛盾、苦闷、无可奈何的境况之中。他向封建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和怀疑，却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否定孔孟之道，斩断对寄生生活的眷恋。他追求高尚的爱情生活，却多少也夹杂了纨绔习气，可见他性格内涵的复杂。

　　32、简述龚自珍诗歌的艺术特色

　　龚自珍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形式多样，境界奇肆，形象瑰丽，极富浪漫色彩。他继承了屈原、李白两位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常常通过奇特的构思、新颖的比喻，构成了鲜明生动的形象，奇丽壮观的意境，以表达其自由奔放的感情。如其更著名的《西郊落花歌》有句云：“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诗中写海棠的落花，奇思联翩，备极其致。诗人还常想落天外，喜用“风雷”、“秋气”、“童心” “剑”、“箫”等意象，以抒发自己深含的思想和感情。如“按剑因何怒，寻箫思不堪”。

　　33、简述黄遵宪诗的艺术特色

　　黄遵宪诗的艺术特色，首先是诗风豪迈奔放，格调高迈尤其是那些长篇巨制之作，如《逐客篇》、《番客篇》等，纵横开阖，铺展恢张，气势充畅，更给人以博大宏深之感。其次，他的诗歌疏于格律，选韵较宽，注意向民歌学习，语言通俗，在诗体革新上作了很大努力，反映了他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梁启超评黄遵宪诗体革新的成就云：“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俗者，当推黄公度”。

　　34、简述章回小说的发展过程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其形式特点是分章叙事，标明回目，故称为“章回小说”。

　　它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讲史开始是口头讲述为主，分节讲述，连续讲若干次，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分章叙事、标明回目的形式起源，对章回小说形式的产生都有直接影响。

　　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讲史小说，章回小说初具规模。在内容上仍以讲史为主，但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作家加强了对人物和情节的艺术创造；形式上，这些小说分卷分节，每节有单句回目。

　　至明嘉靖、万历间，章回小说更加成熟。这表现在：内容上开始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如《金瓶梅》等，故事情节更加复杂，描写上更细腻，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在形式上，不是分卷分节，而是明确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有单句发展成双句，通常一般每回开头有“话说”，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等固定的形式。清代以后，章回小说在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如《红楼梦》更终确立了八言回目的完整体例，回目也更讲究对仗和创意。

　　35、简述姜夔词与周邦彦词、吴文英词的区别

　　姜夔的词承续北宋周邦彦一派，十分讲究音韵格律，然而姜夔的词风又于周邦彦明显不同，不再像周词那样讲求章法铺叙，词意密丽，而是追求意境幽远，情感杳渺。这种意境被张彦《词源》许为“清空”，即词的意境清冷幽僻，多从虚处着笔，旁衍侧应，很少直白抒情，借助暗示、联想和意境的渲染感动读者。这种作词法使姜词十分含蓄蕴藉，近于风雅兴寄之体。

　　吴文英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注重音律，讲求雅致，但他的词风又与姜夔明显不同，他不是避实就虚，将真实情感遮蔽起来，而是抛开一般的记事铺叙，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常常运用梦境，并多用指代、象喻，艳字丽词，意象词语的组织也常常出人意表。这些表现方式与词的深挚内容结合起来，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描写恋爱经历的长篇《莺啼序》。张炎在《词源》中称吴文英词为“质实”，以与姜夔的“清空”相比，并批评他“凝涩晦昧”，“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

　　36、简要比较《长生殿》和《牡丹亭》结构及情感内涵的异同

　　《长生殿》和《牡丹亭》相比较，《长生殿》似乎有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爱情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在超现实中复生。然而二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色调却是迥然不同的。《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爱情是一种无所外求的人的自然情感的外泄，《长生殿》里杨玉环的爱情则是一种有所外求的人的社会情感的表露；杜丽娘的爱情追求充满着主动自觉地为情而死的行动意志，杨玉环的爱情追求则表现为不由自主的激烈竞争的功利目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关系经由起死回生在现实中实现，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关系经由出生入死在虚空中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