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简述顾炎武诗歌的特点顾炎武诗歌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现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绝大多数寓有强烈的家国兴亡之感，绝少世俗应酬之作，即便是拟古、咏史、写景、唱和之作也是如此。

　　其次，他的诗歌取材颇为广阔：晚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屠杀和剥削、汉族人民的苦难和地壳敌忾，都在他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因此被人称作“一代诗史”。如《京口即事》记叙了史可法督师扬州时，明朝爱国臣民对收复失地的希望和信心。

　　再次，他的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兼有杜甫和陶潜的优长，并带有学者的气质。

　　2.简述苏州派的传奇创作的特色（见知识点笔记清代上）

　　3.简述李渔戏曲理论的特点李渔杂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与《演曲部》，后人合编为“笠翁曲话”，是自成体系的古典戏曲理论专著。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以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为立足点的，因此能够深刻地认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性，要求戏曲真正成为场上之戏而不是案头之作。就作家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而言，李渔要求作家创作时要努力按照场上演出的状况去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其关键在于代人“立心”；就作家创作与观众欣赏的关系而言，要求作家的作品 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当然，通俗并非不要文采，李渔提倡：“能于浅处见才，放是文章高手。”因此，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李渔第一次如此明确地阐述了戏曲创作与舞台演出和观众欣赏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坚定的理论基础。

　　4.简要比较《长生殿》和《牡丹亭》结构及情感内涵的异同《长生殿》和《牡丹亭》相比较，《长生殿》似乎有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爱情理想在现实中破灭，在超现实中复生。然而二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色调却是迥然不同的。《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爱情是一种无所外求的人的自然情感的外泄，《长生殿》里杨玉环的爱情则是一种有所外求的人的社会情感的表露；杜丽娘的爱情追求充满着主动自觉地为情而死的行动意志，杨玉环的爱情追求则表现为不由自主的激烈竞争的功利目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关系经由起死回生在现实中实现，杨玉环和李隆基的爱情关系经由出生入死在虚空中团圆。

　　4.简述《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全剧表现了作者“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表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面力量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其他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平民，还有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僚；反面力量则以阮大铖为代表的“弘光群丑”。正邪两种力量搏斗的更后结局，真正殒命的是阮大铖、马士英，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却历尽坎坷，更后团圆了。然而，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劫后重逢时，并没有丝毫的欢悦感，而是充满着破灭感和失落感。这种深沉的破灭感，不仅指明朝的溃亡。因为孔尚任对明季政治的腐败并无好感，对清朝统治者也不乏赞扬，他并没有像明朝的遗老遗少们那么浓烈的亡国哀痛。孔尚任以艺术之笔，强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似乎饱含着一种对封建末世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封建社会不可救药的急剧下沉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5.简述《桃花扇》中“扇”的艺术作用《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穿始终。这柄桃花扇，原本只是爱情的象征，但它一旦成为侯、李离合和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便赋予人生理想的象征意蕴。“桃花薄命，扇底飘零”，这本身就给理想到上悲伤情调；而香君的桃花扇却是“美人之血痕”点染成的，这就更染上了悲伤的色彩；更后张道士裂扇掷地，隐寓地透露出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6.简述《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的形象特点蒲松龄在刻画鬼狐花妖时，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他们作为物和幻化为人的双重性格特点，把他们写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首先，《聊斋志异》中鬼狐花妖本身的生物特点一般是很突出的。如《葛巾》中的牡丹花妖“宫妆艳绝”，“鼻息汗嗅，无气不馥”，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物的特点。

　　其次，蒲松龄在描写这些物的原形特点时不是为了炫异猎奇，而是作为他们幻化为人之后性格的一种补充，使人觉得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像《阿纤》中的耗子精阿纤，作者写她“寡妇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而特别善于积攒粮食，虽然隐隐约约透露出耗子的原形特点，却也是概括了某一种类型妇女的善良、勤劳、谦抑而善于蓄积的特点。

　　总之，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鬼狐花妖更具有明朗的人情味，更有意识地、大量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种创造。

　　7.论述《儒林外史》如何批判科举制度的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功利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内容。作者是从三方面批判的。

　　首先，是塑造了几个科举迷的形象，揭露科举制度腐蚀人们灵魂的罪恶。其中范进、周进是一个类型。作者不仅写出他们被科举制度折磨得如醉如狂的迂腐可怜的形象，而且写出了造成这种**心理的典型环境。在没有考中的时候，周进和范进的生活和内心精神非常痛苦，特别是周进六十多岁了，却连一个秀才也没考上，便受到“新近学”而年少气盛的梅玖的奚落和凌辱。当他们一旦中举，政治、经济地位迅速发生变化，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骤然转变，这些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沉迷于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

　　其次，是一批举业至上主义者。他们向往功名，推举科举，但本身没有痛苦的经历。这以马二先生、鲁小姐为代表，用八个字来形容是“迂执酸腐、空疏不学”。他们把八股文奉为圭臬，好象天地间除了八股文什么也不存在了。这通过对鲁小姐、马二先生的描写可以看出来。他们这类人反映了八股文科举制度对学术文化的破坏。

　　再次，以匡超人为代表，他们原先淳朴的青年，后来中了八股文的毒害而堕落。如匡超人本来纯真朴实、勤劳俭朴，听了马二先生的教诲后，也也热中于八股功名。在他重游西湖时，便掌握了一套吹牛撒谎、坑蒙拐骗的本领，以致完全堕落成一个出卖灵魂的流氓。匡超人的堕落来源于马二先生的启蒙，但马二先生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匡超人原先也很淳朴，这就深刻地写出了八股文独蚀灵魂的罪恶，写出八股科举制度如何使一些读书人神魂颠倒，泯灭了天性。

　　8.试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形象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更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更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

　　其次，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也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却对封建社会更底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特别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贯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如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贾宝玉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他不满意出身的贵族阶级极其生活，却并不知道什么是更有意思的生活，因而常常陷入了矛盾、苦闷、无可奈何的境况之中。他向封建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和怀疑，却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否定孔孟之道，斩断对寄生生活的眷恋。他追求高尚的爱情生活，却多少也夹杂了纨绔习气，可见他性格内涵的复杂。

　　9.简述《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采取的是网状结构。它以贾宝玉为全书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情节，同时又穿插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衰亡过程。从总的线索看，四大家族的衰亡成为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又是发生在这个贵族家庭中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此外，《红楼梦》还交织着其他许多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像甄士隐的看破红尘，尤三姐的爱情悲剧，贾雨村的宦海浮沉，等等。这些事件此起彼伏而又主次分明地展开，从而构成了一幅气象万千、变化多端的封建社会的生动画卷。另外，《红楼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多面地、立体地、同时展现生活的各个场面，其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单独抽取出来而不损伤周围筋络的情节故事。每个故事或情节都是作为整体的复杂组成部分而交错存在着，它首尾相连、面面俱通，有如生活本身一样浑然一体。这种体大思精的结构，不仅反映了曹雪芹驾驭结构的天才，也显示了作者对封建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

　　10.简述姚鼐对“桐城派”理论的贡献姚鼐真正把桐城派的文论构成体系，汇合了方、刘之长的是姚鼐。他强调写文章要义理、考证、文章兼备。在理论上他提出了文章八要的主张“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其中，神理气味指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格律声色指文章的形式。并指出学习古人的文章，起初应该学习形式，其次才重视内容，而更后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还提出文章阴阳、刚柔的风格问题，他认为文章的风格可以分为阳刚、阴柔两大范畴，而它们的形式与作家性情有关系：“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因此，姚鼐不仅是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