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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资料(1)

2007年01月23日    来源:   字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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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精读小说

  《阿Q正传》

  (一)识记:

  鲁迅原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

  《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底在《晨报副刊》上连载。

  (二)理解:

  从鲁迅对阿Q的态度中看鲁迅小说创作思想。 鲁迅对阿Q的态度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既哀怜他不幸的遭遇、卑下的地位,又恼怒他精神的麻木与愚昧。鲁迅想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病苦”既是物质的贫困,也是精神的病态。可见鲁迅之所以做小说的创作思想,是为启蒙主义,为人生,为改造国民性。

  (三)简析:

  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小说对辛亥革命是通过侧面透露的方法加以描写的。首先,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激起的波澜和反响。不同阶级的人物,对待这次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阔人老爷、地主豪绅本能地对革命感到害怕和不安,而象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却从统治者的惊慌和不安中感到“快意”,并由此而“神往”革命。其次,作品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极不彻底性质。革命并未改变封建统治的现状,没有损害那些统治者和压迫者什么,“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地主豪绅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第三,作品总结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历史教训。革命前没有发动群众,革命起来后,又不依靠群众、不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满足群众的革命要求。相反地,革命在中途与反革命势力妥协了,阿Q这样受苦无辜的农民反被当作抢劫犯枪毙了。

  (四)论述:

  1、分析阿Q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贫苦而未觉悟的落后农民形象,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语)。

  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房无地,无固定职业,靠打短工度日,受尽压迫与剥削。作为一个农民,阿Q具有一般劳动者吃苦、耐劳、能干的品质,并有着对压迫者的对立意识和自发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已成了一个流浪雇农,所以也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他在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下形成的“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奴隶的盲目乐观,是脱离实际的想入非非,是不敢反抗的妄自尊大,是安于奴隶地位的高等级欲望,是有利于反动统治的腐朽意识。它有各种表现形式,如自尊自负、自轻自贱、自譬自解嘲、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健忘、向弱者泄愤等,这实际是一种自我麻痹的手段。可见他已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命运,成了一个浑浑噩噩、不死不活、供人驱使的奴隶。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深重痛苦和仇恨的阿Q来说,他内心深处也有着一种自发的革命要求,当革命起来的时,他决心“投降”革命党,参加“造反”。 尽管阿Q心目中的“革命”还是一种盲目狭隘的复仇行动和谋取一点经济利益的手段,但如果教育引导得法,象阿Q这样受苦的农民是能够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的。然而这场革命走了相反的路,摒弃和杀害了阿Q这样可以参加革命的群众。

  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首先在于其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其次,阿Q的悲剧命运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覆盖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

  2、分析阿Q的“革命”及其“大团圆”结局。

  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他从地主阶级的恐慌中感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从而“神往”以致要“参加”革命。但他对革命又一无所知,以为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他的“革命”观在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充满了私欲和糊涂观念。

  阿Q的“大团圆”结局,令人心酸地表明:阿Q依然是阿Q,辛亥革命没有使他在精神上获得新生;赵太爷们依然是有权有势,任意主宰穷人的命运。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3、分析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传神的白描手法。

  现实主义特色主要是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中作为典型环境的未庄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统治,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太爷是农民命运的主宰。在这里,农民过着奴隶式的生活,他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人格上受凌辱。长期来,农民已变得十分麻木,而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则更加得以稳固。作为典型性格的阿Q便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产生的,他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性,又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鲁迅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塑造了阿Q.

  作为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方法的白描手法,在作品中被大量运用,小说选取更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和语言,用极精练的笔墨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伤逝》

  (一)识记:

  这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二)论述:

  1、 分析《伤逝》中悲剧的社会根源及主人公思想方面的原因。

  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主要社会原因有:封建势力依然强大,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思想意识并不是即刻就被一扫而尽的,它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小东西的告密、局长的免职令等。因此,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要求不可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完成,离开了社会解放,无论他们曾经表现得如何坚决,他们的抗争终究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一事无成的。

  悲剧还有来自主人公思想方面的原因:从子君的角度来说,她把爱情作为人生唯一的要义,是她的致命弱点,就此,她不可能获得人格上和经济地位上的独立。而涓生则错误地把爱情生活与生存竞争根本对立起来,以为在求生的道路上是子君妨碍了他,只要摆脱子君,“新的生路”便“横在前面”。

  2、 子君形象分析。

  子君是具有五四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她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坚定大胆的主张和行动,无疑是对封建传统的一次真正勇敢的挑战。“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中国女性个性觉醒的宣言。但子君冲破阻碍终于与涓生结合后,却以为终极目标达到了,从而她的生活和思想变得空虚与庸俗。喂鸡、养狗、做家务成了她的全部,她挑战生活的激情被销蚀了,自然也不具备了那种改变和支配环境的能力。在经济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她只能落败。

  子君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在人生探索的道路上,仅靠个性解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革和解放,恋爱婚姻等个性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以解决。

  3、 分析小说的艺术特色: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浓郁的抒情色彩。

  小说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形式,以涓生的回忆来叙述他与子君的这场悲哀心碎的恋情。叙述中,涓生自剖心灵,展示了他纷繁而又深层的心理跃动。通过涓生的观察,我们还看到了子君的内心活动。在叙述中,主人公的议论和浓重的抒情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情力度,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回环往复的抒情手法将故事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以深刻的思想启示读者的同时,以沉重、悲怆的感情力量震动读者的心弦。

  《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理解:

  1、《春风沉醉的晚上》的自叙传特点。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而他常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或在某个人物身上投上自己的影子。《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画像,有才华却饱尝失业贫困之苦,感情忧伤却又跳动着一颗愤愤不平之心。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带有“我”的情绪色彩。“自叙传”并不等于自传,而是强调文学作品应该表现“自我”,表现“内心的要求”。可见,自叙传小说也是有虚构,由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2、 作品结尾景物描写的特点及其所传达的情感内涵。

  小说结尾处的景物描写具有象征意味,低沉、哀伤、灰暗,它流露出了知识分子对前途把握不定的无限哀愁。

  (二)论述:

  分析作品中“我”和陈二妹交往的几个阶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

  “我”和陈二妹的交往有四个阶段,①二人相识,单身的她疑惧、戒备贫困潦倒的“我”。②交往中二人有所了解,她对“我”消除疑惧,同情、信赖“我”。③她由误会而责备、规劝“我”。④明真相,释前疑,友谊升华。

  《潘先生在难中》

  (一)识记:

  作者叶圣陶又名叶绍钧,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早期短篇小说的特色正如茅盾指出的:“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

  (二)简析:

  小说结尾的点睛之笔。 小说结尾潘先生写字歌颂、吹捧军阀是全篇点睛之笔,是揭示潘先生小市民劣根性及其复杂性格的神来之笔。结尾处理不仅在结构上与开头逃难对照,引人深思,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使潘先生的内心世界得到更完满的表现。为了保全自己,讨好上司,他丧失了原则、是非,居然写出“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的谀词来。同时,他脑海中涌现了人民受难的镜头,表明他还没有泯灭人性。小说以“看他再对上一句什么”结束,意欲启发读者思考,从而完善潘先生这一形象。

  (三)论述:

  1、分析潘先生的性格及形象意义。

  潘先生是一个自私而庸俗的小市民形象。作者把他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来实现其性格特征。1924年浙江军阀混战,潘先生是把自家的性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于是带领全家逃难,逃难中潘先生的性格特点得到了更充分的暴露:他一遇风险,就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稍有安定,便又神气十足,得意忘形,处事待人没有原则,不讲品行,得过且过,逆来顺受。逃难中的潘先生实际上是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人生和卑琐性格的高度集中。潘先生的处世态度和性格弱点,即是作者对知识阶层教员的严峻解剖与审视,也是作者所选择的对社会给予揭露和批判的突破口,从这里让人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潘先生的形象是那种特定的“灰色的卑琐人生”的艺术象征,其意义超出了小市民的阶层,它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

  2、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首先在结构上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质朴的描写,如实地表现平常人的平凡的故事,让倾向从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因此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其次,不仅客观地描写潘先生这类小市民的生活状貌,更注重挖掘其矛盾、卑锁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立体化;第三,作品善于运用富有特征的动作和典型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从而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第四,作品的语言纯净洗练,准确严谨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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