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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自考“中国新文化概论”论述题二

2007-06-22 16:08   【 】【我要纠错

  简述传说时代的文化线索

  答;在原始文化里。宗教信仰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黄帝时代 的“封掸”鬼神“,到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再到尧舜时代的”敬顺昊天“,线索清晰地展示着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冈此说,五帝时期的历史,实际是宗教中心的形成和发达。它所以能将众多的人群辐凑在一起,是因为这宗教中心涵盖着先进的文化。可以这样说,五帝时代的历史线索,是文化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最初凝聚。

  为什么会出现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

  答:据《逸周书》及《史记》的记载,灭商之时,周武王曾登高眺望商邑,他看到商朝政权虽然灭亡,但众多的殷商遗民还在。如何巩固周家统治 “自夜不寐”的周武王向周公旦提出在商族聚集地区,建立政治宗教中心以稳固政权的措施。实际上,灭商之时周武王就“褒封”了五帝的后人,并以“纵马华山”,“振兵释旅”的仪式,向天下人做出永不以兵戈招待的表示。这虽说是仪式,但一个用武力消灭了敌国的领袖,却做着这样的姿态,其间是有着政治观念转变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即肇端于此。

  简述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

  答: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三点:①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力。周人并没有把被他们征服的族群全部变成奴隶踩在脚下。在封建各国的同时,周也对商遗民进行了分割,如将“殷民六族”分配给鲁,将“七族”分配给卫,将“顽民”迁移到周等,但成族地分配,只是对强大的商族群体进行拆解,意在消除他们的反抗的力量。殷遗民在周朝社会里,甚至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如可以按他们的习惯去经商等。周对商遗民尚如此,对其他族群,也不至于太差。另外,周人还有意利用婚姻,广泛地与异性贵族建立稳固的亲戚关系。这些措施最大的好处,是为渐渐消除族群间的仇恨乃至文化界限,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因此,分封制的实施,实际完成的是这样一项重大的变革:在一个广大地域上,众多的林立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⑦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周期的分封,各诸侯国是有自己的土地:军队,人民的,是实体性的政权存在。王朝要使诸侯有效地捍卫周室,就必须向他们让渡权力,而诸侯要想保证自己的存在,必须捍卫王朝的权益。分封制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与后代王权专制有重大的差别,那种认为中国自周代就是专制社会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③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在周初异性族群林立的情况下,每一个分封出去的 国家,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辟生存空间。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如在东夷文化区立国的鲁是变俗革礼,地利饶衍的齐国则广开渔盐之利。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

  简述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答: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是仅把农耕当做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以某种“政道”含义。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因为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答: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目的在于争夺周王室失落的王权。这样就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这是形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原因。二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为强权竞争,有意刺激本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列国林立,加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大增,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形成“百家争鸣”极其重耍的原因。

  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特点。

  答: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其特点主要在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于,墨子则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土,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另一点更重要,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学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简述秦汉时期打击匈奴的不同后果。

  答:在秦统一中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趁中原内战之际,进占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军队30万在将军蒙恬率领下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内的匈奴势力。秦在黄河以北地区驻扎军队,在河南之地设立郡县,从内地移民三万垦荒守边,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对秦王朝政治构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在汉武奇数十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即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迫使匈奴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徒,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西北地区的威胁。汉朝打击匈奴的结果是打通了西域。而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了中外的文化,这就是汉朝打击匈奴后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

  简述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答: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秦朝实施郡县制,守旧的读书人因反对这一新制度,遭到了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典型的表现就是项羽以“霸王”的身份“封建”天下。就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性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证明。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不少诸侯国经济文化有声有色,如吴国的煮盐冶铸,河间王的致力礼乐,学术,梁国对文学之士的网罗等,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王朝在分封诸国时,是把等级和礼法放在首位的,封国任何势力和权力方面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对朝廷的冒犯;而诸侯国随着实力的增加也逐渐坐大。双方找不到共存的平衡点,就只有战争。在西周,封建诸侯所以成功,在于当时众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尚未形成。这都限制着王朝与诸侯必须共存共生。汉代这样的前提已经消失,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简述两汉朝延选取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即孝于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土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最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土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择官员的文化标准。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①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②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简述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答: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上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但这种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则使北宋立国更为艰难。因为唐朝在强盛时,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旦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所以,它必须对历史的结果。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严重的局限,如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所以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宋朝虽然忌讳武人,但对文臣却是非常信任的。宋代基本延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奉禄优厚,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精神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所以,两方面都促成着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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