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传说时代的文化线索

　　答；在原始文化里。宗教信仰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黄帝时代 的“封掸”鬼神“，到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再到尧舜时代的”敬顺昊天“，线索清晰地展示着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冈此说，五帝时期的历史，实际是宗教中心的形成和发达。它所以能将众多的人群辐凑在一起，是因为这宗教中心涵盖着先进的文化。可以这样说，五帝时代的历史线索，是文化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更初凝聚。

　　为什么会出现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

　　答：据《逸周书》及《史记》的记载，灭商之时，周武王曾登高眺望商邑，他看到商朝政权虽然灭亡，但众多的殷商遗民还在。如何巩固周家统治 “自夜不寐”的周武王向周公旦提出在商族聚集地区，建立政治宗教中心以稳固政权的措施。实际上，灭商之时周武王就“褒封”了五帝的后人，并以“纵马华山”，“振兵释旅”的仪式，向天下人做出永不以兵戈招待的表示。这虽说是仪式，但一个用武力消灭了敌国的领袖，却做着这样的姿态，其间是有着政治观念转变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分封制即肇端于此。

　　简述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

　　答：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三点：①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力。周人并没有把被他们征服的族群全部变成奴隶踩在脚下。在封建各国的同时，周也对商遗民进行了分割，如将“殷民六族”分配给鲁，将“七族”分配给卫，将“顽民”迁移到周等，但成族地分配，只是对强大的商族群体进行拆解，意在消除他们的反抗的力量。殷遗民在周朝社会里，甚至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如可以按他们的习惯去经商等。周对商遗民尚如此，对其他族群，也不至于太差。另外，周人还有意利用婚姻，广泛地与异性贵族建立稳固的亲戚关系。这些措施更大的好处，是为渐渐消除族群间的仇恨乃至文化界限，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因此，分封制的实施，实际完成的是这样一项重大的变革：在一个广大地域上，众多的林立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⑦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周期的分封，各诸侯国是有自己的土地：军队，人民的，是实体性的政权存在。王朝要使诸侯有效地捍卫周室，就必须向他们让渡权力，而诸侯要想保证自己的存在，必须捍卫王朝的权益。分封制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与后代王权专制有重大的差别，那种认为中国自周代就是专制社会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③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在周初异性族群林立的情况下，每一个分封出去的 国家，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辟生存空间。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如在东夷文化区立国的鲁是变俗革礼，地利饶衍的齐国则广开渔盐之利。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

　　简述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答：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是仅把农耕当做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以某种“政道”含义。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因为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答：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目的在于争夺周王室失落的王权。这样就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这是形成“百家争鸣”的更重要的原因。二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为强权竞争，有意刺激本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列国林立，加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大增，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形成“百家争鸣”极其重耍的原因。

　　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特点。

　　答：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其特点主要在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于，墨子则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土，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般在春秋时业经前辈创立，他们的作为是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另一点更重要，诸子百家与时代的互动和相互选择。各学派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简述秦汉时期打击匈奴的不同后果。

　　答：在秦统一中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趁中原内战之际，进占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军队30万在将军蒙恬率领下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内的匈奴势力。秦在黄河以北地区驻扎军队，在河南之地设立郡县，从内地移民三万垦荒守边，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对秦王朝政治构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在汉武奇数十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即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迫使匈奴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徒，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西北地区的威胁。汉朝打击匈奴的结果是打通了西域。而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了中外的文化，这就是汉朝打击匈奴后产生的更重要的结果。

　　简述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

　　答：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秦朝实施郡县制，守旧的读书人因反对这一新制度，遭到了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典型的表现就是项羽以“霸王”的身份“封建”天下。就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性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证明。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不少诸侯国经济文化有声有色，如吴国的煮盐冶铸，河间王的致力礼乐，学术，梁国对文学之士的网罗等，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王朝在分封诸国时，是把等级和礼法放在首位的，封国任何势力和权力方面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对朝廷的冒犯；而诸侯国随着实力的增加也逐渐坐大。双方找不到共存的平衡点，就只有战争。在西周，封建诸侯所以成功，在于当时众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尚未形成。这都限制着王朝与诸侯必须共存共生。汉代这样的前提已经消失，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更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简述两汉朝延选取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更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更显著。孝廉即孝于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土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更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土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择官员的文化标准。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更深入，经济水平更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更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更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①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更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更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更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②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更盛，更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简述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答：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上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但这种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则使北宋立国更为艰难。因为唐朝在强盛时，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旦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所以，它必须对历史的结果。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严重的局限，如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所以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宋朝虽然忌讳武人，但对文臣却是非常信任的。宋代基本延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奉禄优厚，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精神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所以，两方面都促成着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