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两宋：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统称尚书，各司其职。

　　科举制：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新制度。大致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有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却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1）尚武精神。唐朝精良的府兵以北方传统为背景。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善战的习性，是唐朝建立赫赫武功的重要原因。（2）开放的民族政策。（3）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北方的辽、西北的夏，使它的边疆压力十分沉重。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致使北宋王朝忌讳武人。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

　　两税法：中唐时期制定的赋役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施“两税法”，它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了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两税法的实施，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后来两税法历代相沿，至名不改。

　　两税法的作用：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它还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

　　中唐时期：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一场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主要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主旨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的传统，使散文更适宜于叙事、说理和抒情。因为先秦、两汉的时间比六朝更古，所以，文学史上称这次运动为“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在中唐，经白居易、元稹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歌运动，史称“新乐府运动”。它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实际是有意恢复《诗经》和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保守派（旧党）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新党旧党的分歧：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征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理学：理学是北宋兴起的一门学问。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理学代表人物在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南宋则有朱熹、陆象山。他们要复兴儒学，就是要从精神的层次救败。像先秦儒家一样，他们承认人性中有道德的根源，这根源就本于创生万物的天地。成贤成圣就是要修养成一种成天地合一的“天地境界”。但这境界不是要出世，也不是要逍遥，而是像天地那样“曲成万物”，也就是本着一种大公精神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南方经济的高涨：（1）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业、经济作物，还有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发展。（2）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

　　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更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更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第五节  元明清：中国文化的衰变期

　　色目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二等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更早，所以，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

　　南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更低下的一等人，即四等人。南人就是南方更后被蒙古人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回回：它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称回族。

　　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是13世纪末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1291年他乘船到达中国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八思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领袖，被忽必烈奉为国师，除“做佛事”，为皇帝及后妃传授佛戒外，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朝廷又设宣政院，让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儒户：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传入：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  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在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地方，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徐光启：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更为著名）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除此还有观念层面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政治上腐败导致的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明清利用民间宗族关系加强统治的表现：明清两代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义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就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清两朝更看中宗族关系在社会治安、收取赋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同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联成一气。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理论，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多发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于是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更加残酷。文字狱使清朝的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乾嘉学派：清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为使知识分子不问政治，走纯学术研究道路，让学者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考订、校勘、辑佚、注释，由此考据学大盛。这一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更兴盛，被称之为“乾嘉学派”。

　　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明朝士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的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于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手中。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清初三先生的思想与著作：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的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 “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但清朝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风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