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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点:永明声律说

2013年10月16日    来源: 自考365   字体:   打印

  永明声律说

  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永明文学却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466),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永明时期诗歌的主要发展倾向。仍然是重文学特质的发扬,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而且逐渐由情怀抒发转向重娱乐;同时创造了一种清新的美的理想,为后代所宗仰;更重要的,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永明诗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发展创造,与当时的文学环境关系甚巨。

  一是皇室的爱好和提倡,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宋、齐皇室均出身庶族,起于行伍,虽握有重权,但在文化上并无地位,难与文化修养很高的名门士族抗衡。这种潜在的文化自卑心理,促使他们读书重文,爱好诗赋,追求文雅。史称:“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齐高帝萧道成“博涉经史,善属文”。齐武帝亦颇好文学。诸子亦然,“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随王“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最大的文人聚集之地是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于门下,皆一时文士之俊,号“竟陵八友”。其他著名文人王僧孺、刘绘、周顒、范缜、柳恽等人亦游门下,形成文人团体的创作活动,成为永明文学的中心。

  二是文人集团的良好风气。他们切磋文义,唱和酬赠,共同研究,共同提高。文学前辈奖掖后进,如沈约之于谢眺、王筠,便是显例。而且这些文人集团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学主张,能够影响文坛风气的转变。讲求声律的新体诗永明体,就是西邸文人集团推动的。《南齐书·陆厥传》称: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永明声律说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魏晋以后,诗文向着美文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至宋、齐,这种发展已逐步趋向成熟。美文应该具备的主要条件,如浓烈之抒情、词采之修饰、骈俪与用典等,均已齐备。进一步的发展,必然落到声律之美上来。古诗合乐,其节奏韵律之美由音乐体现。诗乐分离后,文字本身的节奏声调则是诗歌的匀称之美的关键。

  到谢灵运时,对偶方面已做到了节奏匀称整齐,但不能完全解决诗的乐感问题,这就需要解决声调和谐的问题。永明声律说即是讲求平上去入四声的对称与错综之美的声调搭配原则。汉语的声调,古人已注意到,司马相如说“一宫一商”,陆机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这只是指自然声调的和谐,还未达到人为声律的严格讲求。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佛经转读与文人对诗歌声律的研究相结合,所以发现了四声的规律。周顒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并将四声之说应用到文学创作上,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诗文声律日益严格,声韵讲求日益精密,诗歌形式出现了新面目。

  永明声律说为齐梁诗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新的贡献,因为调理诗歌语言的声韵音调,使之具有谐美的音乐性,使诗人能有意识地掌握运用声律,增强艺术效果,具有非常积极的进步意义,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创作上的基础。但是,永明声律说声病规定得过于琐细,也会影响到内容的表达,所以永明诗人们也不能完全遵守。而必须到将四声概括为平仄的唐代,才能形成既具和谐之美又容易掌握的近体格律诗。

  由于皇室重文学与文坛的切磋风尚,导致永明诗歌创作朝着装饰与消闲的方向发展。因为皇室本身只是追求风雅,并非把文学当做“经国大业”来重视。齐武帝常与臣下谈诗论文,但他却对儿子说:“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记之。”他还常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既然皇室导向如此,文士们又鉴于皇室互相残杀至酷,唯恐涉及政治而罹祸,加之社会局面相对稳定,于是一种向装饰与消闲方向发展的创作方向便蔓延开来。表现在创作缘由方面,不是感慨抒情,而是应诏应令、侍宴奉和,如《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诗》(王俭),《从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王融),《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诗》(谢朓),《咏雪应令诗》(沈约)等,不一而足。

  而且很多是联句或同咏,如谢朓、王融、虞炎、柳恽《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分别咏帘、幔、席,《同咏乐器》,分别咏琴、篪、琵琶,都可见出其消闲性质。从诗歌题材上看,是大量咏物诗和游戏诗的创作。咏物之作,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如《诗经·鸱枭》、《楚辞·橘颂》,但都是借物兴怀,寄托甚深。而永明时代的咏物诗,则纯属描摹物象,并无寄托深意。所咏对象不仅是自然界之风、花、雪、月,而且很多是人工制品,如灯、烛、琴、镜之类,感情浓烈与否已无关紧要。这一发展趋向,很容易转向闺阁题材,如咏烛、帘、几、席、琵琶、画扇等物,多与妇人关联,由物而及妇人,实开宫体之先声。如许瑶之的《咏柟榴枕》“朝将云髻别,夜与蛾眉连”,沈约的《咏领边绣》“丽色倘未歇,聊承云鬓垂”,均与女性有关。游戏诗虽在汉末已出现了,如孔融的《离合郡姓名诗》,刘宋的鲍照也有《数名诗》和《字谜诗》,但都是偶一为之。

  但永明时代,此类诗则泛滥无归,药名、星名、州名、百姓名均可入诗,其中并无感情可言,纯为游戏文字。但是,由于帝王附庸风雅,文士共相切磋,此期诗歌在形式技巧方面却有极大进展。不仅如前述对声律的注重,而且在语言明快、描摹细致方面都大有拓展。沈约提出“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三易原则,是诗坛普遍的倾向。此时的用典更加自然,而不似西晋元嘉之奥涩深僻,且吸收南朝乐府民歌之流丽明快风调,语言明白流畅,完全改变了古诗面貌,实现了由古体向近体演变的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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