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两税法的作用。

　　答：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所以，对中国社会投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未，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巨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阂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即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简述唐宋间南方经济的高涨。

　　答：自从安史之乱以底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直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这期间形成了南方经济的高涨，中唐以后，南方的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此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了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以上这些都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

　　南方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老百姓的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大运河和长江成为全国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问”，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以上就是唐宋间南方经济高涨的概况。

　　简述唐宋市井文化的兴起。

　　答：唐宋间市井文化的兴起，是更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情况的。因为市井文化是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化。如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人“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宋代技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于，商贾，都可以出资启用乐户艺人，随时调出。而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扮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以说，庸宋间兴起的市井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论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和我国近代科技逐渐后于西方的原因。

　　答：我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曾使我国传统科技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它们对世界的贡献主要在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火药和指南针，对世的政治，军事，商业，航海业发展有极大作用。曾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及社会生产缺乏开拓进取，限制和阻碍了四大发明和许多科技成果助推广，应用和发展，才使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简述北宋新党旧党的分歧。

　　答：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党想以变法的手段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旧党则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变法。一般来说，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但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简述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

　　答；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更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碱的地步。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玉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简述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答：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主要是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在作祟，它是罪魁祸首。具体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层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政治腐败的更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吏的关系是不行的。明清两代官员为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明朝万历皇帝就因贪财而激起南方的民变。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清朗中期以后官吏的贪污之风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可以捐纳买官；而康熙乾隆特别是后者的几下江南，把扬州的盐商搞得长期凋敝。由于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加之政府自身的府败，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竞强的时机，这都是造成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简述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

　　答：明朝士大夫群体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外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是信仰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在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的手中。思想的非正统往往是把正统的思想推进一步达到的，典型的如王学左派。而发展到中晚期，异端思想激荡在思想文学各个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明朝的学术活动以王阳明的心学员为著名。他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和”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的学说到李贽那里，就变成以”童心“冲决礼法，再发展到颜山农，何心隐，其处世的狂放简直就被当时目为”快“，”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