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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自考“中国新文化概论”论述题(3)

2007-06-05 15:11   【 】【我要纠错

  简述两汉朝延选取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即孝于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

  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土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最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土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择官员的文化标准。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

  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

  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1)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

  (2)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

  (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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