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答：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基本上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但这种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则使北宋立国更为艰难。因为唐朝在强盛时，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旦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所以，它必须对历史的结果。为防御北方政权的南下，它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养兵开支的耗费前所未有。但对付北国兵马，宋军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为北宋建军思想过分借鉴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陷严重的局限，如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这给北宋开国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对将领极端猜忌。北宋一建国，马上“杯酒释兵权”地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平时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将军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战，所以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宋朝虽然忌讳武人，但对文臣却是非常信任的。宋代基本延了隋唐科举制度，并多加改进，使之日趋严密。每次开科取士的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考试及格马上录用，不及格者，则可以由皇帝“赐”进士出身。对士大夫的优礼，也空前隆重。首先是奉禄优厚，职及退职的官员都有厚禄；其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补官的特权，称为“荫子”之制，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亲戚。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个待遇丰厚，养尊处优的庞大的官僚层。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精神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所以，两方面都促成着一种情况，就是北宋立国艰难的处境。

　　简述两税法的作用。

　　答：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行“两税法”，对赋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所以，对中国社会投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两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布了一种与传统重农主义不相同的国家观念。两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未，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的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全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尽管它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巨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的道理，因此无意阂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的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即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

　　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的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简述唐宋间南方经济的高涨。

　　答：自从安史之乱以底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直到南宋才基本完成，这期间形成了南方经济的高涨，中唐以后，南方的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此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了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以上这些都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

　　南方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老百姓的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大运河和长江成为全国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问”，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以上就是唐宋间南方经济高涨的概况。

　　简述唐宋市井文化的兴起。

　　答：唐宋间市井文化的兴起，是更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情况的。因为市井文化是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化。如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人“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宋代技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于，商贾，都可以出资启用乐户艺人，随时调出。而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扮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以说，庸宋间兴起的市井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论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和我国近代科技逐渐后于西方的原因。

　　答：我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曾使我国传统科技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它们对世界的贡献主要在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火药和指南针，对世的政治，军事，商业，航海业发展有极大作用。曾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及社会生产缺乏开拓进取，限制和阻碍了四大发明和许多科技成果助推广，应用和发展，才使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简述北宋新党旧党的分歧。

　　答：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党想以变法的手段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旧党则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变法。一般来说，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但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

　　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简述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

　　答；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更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碱的地步。

　　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玉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