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两汉朝延选取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答：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更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更显著。孝廉即孝于廉吏，是两汉人仕的正途之一。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在学问。可以这样说，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道德立身。

　　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土为官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皇帝的征辟更荣耀，但不经常。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人仕途径。因为两汉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土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以上内容就是两汉选择官员的文化标准。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

　　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

　　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更深入，经济水平更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更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更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1）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更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更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更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

　　（2）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

　　（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更盛，更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