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名篇《伤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定时代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关于这悲剧的根源，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囿于个人小家庭的狭隘爱情，这种狭隘性使得他们不能把个人的解放和全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从而局限于个人小天地而不能投身于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不能改变扼杀爱情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爱情自然也就难有美满的结局。

　　此说着眼于社会环境及其改造，揭示了悲剧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一结论流露出这样一种偏颇，即似乎没有完满理想的社会环境就没有幸福美满的爱情，不成为改革社会的斗士就不配享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另一种意见以为缺乏物质财富的困顿是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这固然指出了爱情与物质财富的紧密联系，但它亦并非决定性的一面。虽然家庭的性质和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影响家庭的唯一因素。倘若如是，则幸福美满的爱情就应仅为富商大贾的专利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性格的歧异及冲突，源自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子君的平庸怯懦，这种注重二人自身性格的眼光显然较之上述两种社会学角度的揭示更为切近悲剧根源的实质。因为它是从当事人内部来探寻原因的。但是这种归诸于性格缺陷的简单结论又尚欠深入，它难以解释二人当初何以又会热烈地相爱，难以解释二人性格在同居前后的不同及其变化，因而亦是差强人意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呢？

　　爱情观！正是二人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二人的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压迫和金钱困扰的冲击下，终于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盖着一种不愿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的自私、怯懦与虚伪，流露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正是这一爱情观使得他以真挚热烈之情开始的自由恋爱更终转化成“始乱终弃”这一古老的男人风流勾当的变种。

　　对子君而言，爱则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令人振奋的宣言的实质。子君把爱视为生活的全部，是目的而非手段，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幸福寄托在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身上，这种折射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古老妇道观的爱情观念，使得她这样一个实践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亦难免逃脱由尤物到累赘，更终被遗弃的悲剧命运。

　　涓生的爱情观是浪漫的，子君的爱情观是实在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二人心态行为的不同。涓生爱子君不可不谓真诚热烈-一时不见则惶惶不可终日，仅仅一见心中便极大地快慰。但浪漫的，为生活要求点缀的爱情观则使他难有应具的坚强和勇敢，“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狠裹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实在的，为生活找归宿的爱情观则使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实在的爱情观使子君易于满足，同居后她每每反复回味涓生真诚求爱的情景并陶醉于被爱的幸福之中。而浪漫的爱情观则使涓生难免失望，那含泪下跪，使子君幸福陶醉的真挚求爱得逞之后，涓生带有悔意地以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他自白：“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寻求爱情点缀生活的涓生不无他意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视爱情为归宿的子君却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泼起来”，“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种满足使她更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了，这无疑会使他们间的思想感情难以沟通，更终出现差距及至隔膜。

　　二人不同的爱情观还决定了他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从而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更后结局。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这种外来的打击，涓生是乐观而又坚强的，甚至反而还有一种终于脱出了牢笼的轻松，并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惧怕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则不然，由于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

　　由于其特定爱情观的作用，涓生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不仅不能焕发出原来就难有的自信与刚强，而且更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

　　他清醒而不乏勇气地认识到：“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即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怀念起自己在会馆时的独身生活，并勾起了一连串的抱怨，抱怨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抱怨子君及阿随、油鸡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打断自己的构思，其实，这不过是他为自己欲抛弃子君而寻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与自私。面对生活的压迫，曾持一种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在理想破灭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须活声，爱才有所附丽”的浅显而现实的道理。而曾持一种具在的、渗透着传统妇女心态的爱情观的子君，面对生活的变故及由之而来的其爱情理想物质基础的失去，则胆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温习往事和索求温存的自欺。

　　随着生活压迫的加深，她终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镇静……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这种忧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灭后子君面对生活的恐惧和茫然。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长久地相爱，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话，那么，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冲突，更终使他们的分离成为事实。

　　在知道彼此已不相爱亦难再相爱的情况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身孤往；而失去了作为人生和目的归宿的爱和家庭的子君，则不得不向旧势力屈服，回到旧家庭中，并且随着作为其生命支柱的爱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随之很快地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充满生机的开始，更终却为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外因诱发了他们悲剧的爱情，而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情感、心态及行为方式，则作为内因决定性地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更是他们自身的悲剧。

　　在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争中，子君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