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赶任务”，到1958年以后的“写中心”、表现“尖端题材”，外部环境要求作家强化自身的政治意识，过多地考虑及时配合现实斗争，阐释党的具体政策，宣传历次政治运动。这不仅设置了描写内容的禁区，限制了题材的多样化，而且影响了作家的创造精神，使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地对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而往往急功近利，把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现成的政治结论奉为创作宗旨，以为小说家的任务只是赋之以图像，故而许多作品缺乏来自生活的独到发现，缺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深度。第二，由于从抽象的政治结论出发，一些小说不是采用文学的构思方法，而是采用非文学的构思方法，或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述，注重事件的铺叙，纠缠生产方案之争，对素材提炼不够；或者演绎政治运动的过程，设置人为的冲突，用人物的言行去证明先验的思想，等等，形成了同一的图解理念的思维模式，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第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更缺乏有批判现实主义深度的作品。本时期小说虽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取得了成就，但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强调，使它几乎变成包容一切的唯一的创作观念。同时又片面地理解现实主义的含义，只承认肯定性的“革命”的歌颂，才是对生活真实客观的反映，才是对社会本质规律的揭示，而排斥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把典型化仅仅归结为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指责“中间人物”,非难人性、人情，使作家不能真正重视人，写人的心灵、人的情感，不能围绕人物的命运，构成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艺术整体，刻画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揭示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因而不少人物形象类型化、模式化。尤其是英雄人物，常常被拔高为理想化的超人。虽然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作家的感情与寄托，但终因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而缺少较高的审美价值。在表现手法上，追求民族化、大众化，注意故事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通俗，注意通过人物的言行、外貌，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塑造形象，但因多年中断中西文化交流，忽视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与方法，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特色，尤其是现代艺术意识，没能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表现。从总体上看，“十七年”小说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缺乏多种色彩，应该予以正视，不容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