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律”与“令”有了明确的区分。
①律、令作为两种法律形式，在中国早已有之，但两者概念比较含混，界限不是很明显。
②西晋时，著名的律学家张斐和杜预从内容上对律与令进行界分，提出所谓“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违令有罪则人律”，使得律与令的区分明确。
（2）“科”的变化及“以格代科”。
①汉朝时的科，泛指科条、事条，三国时期，曹魏修订有《甲子科》，蜀汉有《蜀科》，孙吴也有“科令”、“科条”等，西晋时期，未见有科，法律形式主要为律、令、故事等。南朝的梁、陈两代均有科三十卷。
②与汉朝时期单行的科条相比，魏晋时期的科成为独立编制的单行法规。
③北魏末年，开始“以格代科”，尤其是东魏制定《麟趾格》，正式将格上升为国家法典，科逐渐被废弃不用。
④北齐时，“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将律无正条的编为《别条权格》，使格作为律的补充，获得与律并行的地位，格后来成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3）“式”也发生变化。
①在云梦秦简中，已发现有《封诊式》，是有关司法审判工作的要求及诉讼文书的程式的法律文件。
②汉朝时有“品式章程”，是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法律文件。
③西晋颁布有《户调式》，是有关户调制、占田制、课田制等方面的法律。
④西魏大统十年（544）编订成《大统式》，使“式”上升为当时主要的法律形式，为隋唐所继承，成为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P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