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诗坛与上官体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为文坛盟主，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

　　李世民的诗，常常壮大怀抱与华采并存，《辽东山夜临秋》即是一例：“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贞观十九年（645）他御驾亲征高丽，诗是到达辽东境内在大军中写的。此诗不但重视声律辞藻的运用，而且“惊鸟乱”及“断猿吟”还衬托出唐朝大军军声远播、鸟兽震骇的气氛。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虞世基之弟。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十分器重他。其托物寓意的《蝉》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更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唐代文坛“咏蝉”诗三绝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上官仪（616？-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人，贞观进士，官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等职。诗多应制、奉和之作，婉媚工整，时称“上官体”。上官仪归纳六朝以来诗歌中对仗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颇有影响。其《入朝洛堤步月》堪称佳作：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写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缘情体物，密附婉转而绮错成文。此诗音响清越，韵度飘扬，有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更高水平的典型范式，确属上官仪得意时的精心之作。寥寥20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妙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把当时的得意神气表现得相当突出，难怪那些有幸亲聆的官僚们“望之犹神仙焉”（刘餗《隋唐嘉话》）。

　　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由于宫廷诗人大多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生活接触面也比较狭窄，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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