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起东吴迄于陈，今传五百余首，大多辑入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中，少部分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其中“吴歌”三百余首，“西曲”百余首，其他三十余首。吴歌主要产生于当时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的江南地区，是南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曲则采自长江中游及汉水两岸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荆、郢、樊、邓（今湖北江陵、襄樊、河南邓县）一带。“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晋书·乐志》）“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

　　南朝民歌的内容绝大多数是表现男女之情。究其原因，一则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作者多为船户织女、贾客歌伎，二则是思想观念已脱离了两汉以来的经学道德规范，时代风气有利于民间情歌恋曲的发达。《南史·循吏传》说南朝风气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加之南朝皇室和文人对文学娱乐性质的追求，因此在乐府采集民歌时也不像汉代乐府注重“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而更注意搜集新声艳曲，以满足自己的好尚。“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竟。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夷陵。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上层的导向如此，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占百分之九十也就自然而然了。

　　南朝民歌所反映的情恋内容极其广泛，角度多样。有写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的，以吴歌中的《华山畿》更为激切。其来源为一悲怆的爱情传说：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气欲绝，谓母日：“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合葬，呼曰“神女冢”。（《乐府诗集》卷四六引《古今乐录》）

　　有的写欢会时的忘情及不舍离去的痛苦：“凉风开窗寝，斜月垂光照。中宵无人语，罗幌有双笑。”（《子夜四时歌·秋歌》）

　　江南水乡山清水秀，江南女子感情细腻浪漫，性格巧慧锦心绣口，加上南朝乐府文人的润色，使南朝民歌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是格调鲜丽明快，不但再现了南方的自然风光之美，也表现出南朝女子的浪漫情怀：

　　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裙。（《子夜四时歌·春歌》）

　　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俗怀莲。（同上《夏歌》）

　　其次是语言上的清新流丽和多用双关比喻，来自于南方女子特有的俏巧聪慧：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移湖沼于屋中，想象大胆而奇妙；通篇以莲为比，实讲爱情之事；同音双关，“莲”通“怜”，“芙蓉”通“夫容”；多义双关，莲子之子通男子尊称之子。此外，南朝民歌形制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不但被南朝文人所借鉴，对唐代绝句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南朝乐府民歌艺术水平更高者为收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的《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此诗l60字，是南朝民歌中篇幅更长的，可能经过文人加工。诗写一女子怀人，情思缠绵，写景秀丽。语言清新明丽，采用“钩句”连接上下，一意贯通而又摇曳多姿。换韵造成回环婉转的效果。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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