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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

2007-08-24 14:39   【 】【我要纠错

徐中玉

  ●他主编的《大学语文》通用教材,在全国高校深具影响。

  ●他为赞同“教授治校”、“学术第一”的主张受挫折二十年。

  ●他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出现“华东师大作家群”。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2006年2月14日采访徐中玉先生之后,我才突然想起,第二天便是他91岁的生日。回想当日情景,很难将这位学者与91岁高龄联系起来。

  在四处堆放书刊的徐家聊了半天后,想不出如何形容这种气息。后来读了徐中玉的研究生南帆的回忆文章,倍感亲切:“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徐先生的书房一直如此简朴。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徐先生的课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来不限制学生的思想。”徐先生现在不带研究生了,但是欠了很多文债,每天还要读书看报写文章。“忙惯了,现在还是喜欢忙一点。”他笑道,“而且不断地每天有问题的思考,可以减缓衰老。”

  对大学教育,对昔日师友,对社会时事,徐先生都畅所欲言。而谈起到他们这一代从五四走过来的学人,他在微笑中不忘提到苦难。然而,他曾自述不幸带来苦恼,苦恼带来思考:“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他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曾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徐先生谈起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每天晚上到十一点半以后睡觉,中午从来不睡觉,早上六点钟就起床。我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吃安眠药,没有什么副作用,每天都吃规定的一粒,现在不吃不行,吃了还是有效。”大概是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他又说:“我是上海健康老人,我的秘诀就是走路,每天要走一个多钟头,从家里到长风公园,不停地走,在公园碰到钱谷融先生,就一道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呢?贵在坚持。”

  采访结束时,徐先生顺手拿张他和儿子、孙子、重孙最近合拍的“四代同堂”照片给我们看。他的孙子在国内小学毕业后,中学大学全随父母在美国读书,孙媳妇是孙子读大学认识的韩国女同学。谈起孙子孙媳妇抱着“中韩合产”的孩子从美国飞来上海看望自己,徐先生笑得像个孩子。

  炮火声中的大学生涯

  1915年,徐中玉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清贫的中医之家。在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徐中玉当了两年小学教师,1934年凭服务证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转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后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始终没有脱离校门。在读书期间,徐中玉师从老舍、叶石荪、台静农、游国恩、罗玉君等名师。叶石荪启迪了徐中玉从古代文论渐及现代的研究计划,运用卡片搜集资料并不断分类整理。从大学三年级起,徐中玉形成做卡片的习惯,受难中也不间断:“二十年间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

  记者:你的大学生活先是在山东大学读了三年,那时学校里很多名师对你影响很深?

  徐中玉:我在无锡省立中学读的是师范科,我们师范科的学生家庭比较困难,不用学费,吃饭不用钱。普通科是家庭比较阔裕的学生,荣毅仁就在我们学校读普通科,跟我同一年级。大学时我先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原来是青岛大学,我是闻名而去读的。当时校长杨振声是京派作家的领袖,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主任梁实秋、教员沈从文等刚刚离去。“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大学学生愤起强行南下要求国民党抗击日本侵略,事后教育部严令山东大学开除为首的进步学生。学校不得不开除几个,那时候大学还是比较自由的,学生群起罢课反对,杨、闻、梁、沈等名师就走了。我去读书的时间,老舍、洪深、台静农、游国恩、叶石荪、罗玉君等在那里教书,师资阵容仍很突出。

  记者:老舍先生给你们上课的风度如何?

  徐中玉:老舍先生上课很随便。我听过老舍两门课:“欧洲通史”、“小说作法”。老舍到英国是教中文啊!(笑)他在英国住久了,有实际体会,教欧洲历史给指定必要的教材后,就多讲他自己的所见和感受。讲小说,更具体生动,讲他的好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如早期小说中太多无甚意义的笑料。后来我到重庆,他也到重庆。我发表过一些文章,老舍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反右”后,我唯恐连累他,未再写信。

  记者:你在山东大学时就有做卡片的习惯了,是受叶石荪先生的影响?

  徐中玉:我做卡片是受叶石荪先生的影响,他的英文、古典文学非常好。叶石荪是从清华大学来的,他到法国读心理学,到美国读文学。他在清华教了五年之后,休假一年,就到山东大学来了,后来七七事变,他回到四川大学去当教育系主任。后来“反右”时打成“右派”,“文革”当中被打得半死。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做卡片,近年就不大做了。这些卡片现在还保存得很好。从反右后二十年困苦间,我一直制作卡片,新读数百种书,选抄卡片数万张,逾百万字,使我平衡了心态,增加了自信。

  记者:后来几次抄家的时候,你这些资料卡片都保存得很好?

  徐中玉:他们不要这东西,觉得一堆纸片有什么好的,反而保存下来了。现在看起来,当时养成这种习惯非常好,因为一些东西看了以后,自己记一记,给它一个标题,分类放好。当时看的书有可能很深刻,你一时体会不到,把资料整理出来,经过手、思考过的记得住。现在看起来遗漏很多,但是当时来讲,记住了,比较熟悉。做学问,要掌握原始原著的东西,抄下之后比较严谨。有些书只有图书馆里有,就是自己有的,临时再翻也难。平时做的时候,上面加一个标题,各个专题集中起来,用的时候时间就省了许多。同一个专题某一个问题,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两百张卡片了,写起文章来就很容易了。苏东坡当年就抄写过多种书,是古贤认真学习的一种好办法,对研究学问,便于写作,有莫大帮助。现在有电脑储存、寻找,虽方便多了,但动脑筋、具体分辨,有所创新,还得靠自己。照搬罗列资料,也没有大用。

  记者:抗战爆发后,你辗转到了不少地方,你在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当过学生组织的主席,还请过许多文化名人到学校演讲?

  徐中玉:我在青岛读了三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不停地搬,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到了重庆。抗日战争时,重庆的文化人最多。在重庆时我们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演讲。老舍是我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我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知道不少,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台湾,这些事多少年后都成了批判我的材料。(笑)最后请了郭沫若,是由一位地下党员代为联系好后,由我去市里迎来沙坪坝的。他来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等同学齐来,最大饭厅里外全挤满了人。郭沫若介绍抗战形势,坚持要抗战到底。后来大家对他印象不大好,说他是“风派”,毛泽东怎么说,他马上就可以放弃掉原来的观点。

  记者:抗战时你们在大学里面的读书风气怎么样?

  徐中玉: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应届毕业男同学两百多人,同学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密集的双层木板床挤排在一起,走路都困难,重庆天气又极热,蚊子很多,臭虫也不少,睡不好。图书馆很小,只好到竹席砌成的矮平房里去看书,稍走一段路也可到邻居重庆大学原建的大图书馆去夜读,重庆大学的同学很谅解。(笑)那时,中央大学教授名家多数单身西来,每位也只住一小间简陋的矮平房,比学生好不了多少。师生生活条件虽差,学习还是很紧张认真的。

  记者:抗战胜利后,你回到母校山东大学教书,后来因为参加“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解聘了?

  徐中玉:1946年,我接受母校之聘到山东大学教书。当时革命同学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内战、反饥饿”高潮,我只是出于义愤,在所编的《每周文学》与《文学周刊》上发表王统照、骆宾基、钟敬文等师友的文章,以及在一些讲话中支持这个运动。青岛警备司令一个密报到了教育部,说我有“奸匪嫌疑”。(笑)那么,教育部就密令解聘我。

  “右派”帽子戴了20年

  1947年,徐中玉回到上海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第二年受聘到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徐中玉应领导和报刊“热情”邀请,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很快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赶出中文系,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1961年回系继续任教,1966年,与许杰、施蛰存被投入“监改”,从“右派”到“摘帽右派”而“老右派”,整整20年。

  记者:在那个年代,你为什么在文章中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观点?

  徐中玉:我们以前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以前清华大学“教授会”的制度很好,西南联大也有。我写文章的时候,首先是肯定当时的大势是好的,但是感觉到有一些问题。当时对那些批判的东西心里有一点怀疑,但是说反对共产党,绝对没有!当时我写了几篇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发表,他们也派人来访问,登出来。当时《光明日报》主要是储安平在编的,储安平在编《观察》杂志时,我就给他写过不少文章,后来他到北京去编《光明日报》之后,写过一封信给《观察》的老作者,我算是《观察》的老作者之一。他说:你写文章来,我保证一定发。后来我把文章寄去了,他已经打成“右派”了。(笑)我发表的和保留底稿的文章,后来都成了我的罪证。

  记者:后来你当了“右派”是怎么回事?

  徐中玉:我是1950年参加民盟,介绍我入民盟的是章伯钧。后来批判我时候对我说:“你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写文章,你参加民盟是章伯钧介绍的。”抗战期间,我在中山大学教书,蒋经国在赣南,他要拉拢中山大学的教授,最重要的教授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法学院长、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出版了《资本论》。国民党政府几次要王亚南出任要职,他坚决推辞,决不做官。他的寓所,一直自称“野马轩”。我们都是王亚南周围的人,陆侃如、钟敬文、洪深当时也在中山大学,当时我还在当讲师,也认识蒋经国,他请我们吃饭。蒋经国礼拜天来看看老百姓,到每一个县,盖一个很好的学校,办了一个儿童新村。他自己办“中华正气出版社”、“正气日报”等。当时中山大学是南方最重要的学校,他就找一些人来支持他的工作。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这是大问题,好在这些问题我在参加民盟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

  记者:蒋经国当时在江西的名声好不好?

  徐中玉:名声很好的。他在马路上走,是不带人的。他在江西管十几个县,行政都是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学校培养的人当县长的,文化事业交给同他一块从苏联回来的几个同学。王亚南的人品很好,但是因为他认识蒋经国,在“文革”期间吃了很多苦。

  记者:你们跟蒋经国见面是什么样的情形?

  徐中玉:他到我们学校来,请我们吃饭,谈谈。他办的报纸、杂志、出版社,需要我们写东西。后来支持过那里的报刊,我因感他毕竟有多种复杂关系,保持距离,只是写点学术研究论文去。当时是抗战后期,蒋经国把苏联那一套弄过来,说是新赣南出现了新气象。后来蒋经国在台湾也搞得好,开放言论自由、民主,一直到现在台湾还是讲他好。

  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里,你一直跟许杰先生渊源很深。

  徐中玉:我从1952年到华东师大,当时许杰先生是系主任,后来许先生社会工作多了,基本上让我来管系里面的工作。巴金当上海作协主席时,靳以是副主席,许先生也是副主席。我是第四届的副主席,第五届的主席。

  记者:许杰先生后来的经历也很苦,你所见的有哪些事情?

  徐中玉:许杰先生原来是写小说,一直是进步教授。许杰先生是很老实诚恳的,原来他早就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活动,有些会还是在他家开的。大革命失败时,他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编报纸,后来这段历史讲不清楚,他要重新入党,组织上要求他到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人来证明,没有办法。许先生解放前已参加民盟,当时学校10个系,8个系的系主任都是民盟的,其实学校的民盟从来没有搞什么的,因为民盟是很松散的组织。党委书记常溪萍原来很尊重他,民盟中央出事后,突然一反常态,怀疑民盟师大负责人许杰必定和北京一样,“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许杰当然否认。常溪萍又找到我,要我揭发许杰。我说,我们开会是随便喝茶,北京民盟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他赤裸裸地要我揭发,我没有什么好讲。他说,你回去想一想,几天以后再来讲清楚。几天以后,我说,没什么好写啊!后来一定要我写,我说,北京有几个认识的人,章伯钧是介绍我的,我在沪江大学有一个同事,是留法博士,跟章伯钧在法国是同学。所以我们到了北京去时,章伯钧当然希望我们参加民盟,有一天晚上约我们到他家喝茶,我们跟陶大镛、黄药眠都很熟的,当晚我们都填了单子,参加民盟是章伯钧他们介绍的,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不知道北京民盟的活动。后来还是把我们打成“右派”。这个常溪萍后来也吃了大苦头的,他本来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兼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后来请他到北京大学去搞运动,斗争时说他是跟了彭真的,后来死掉了。记者:你自己那20年是怎么过来的?

  徐中玉:先是不能教书,后来摘帽子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么成了“右派”?后来我知道,《文艺报》来上海向我组稿的人也被打成“右派”了。我的一些老朋友都成了“右派”了,黄药眠、陶大镛、南京大学的程千帆都当了“右派”。我被撤消了教授职务,工资降了几级,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我是民盟市委委员,几个民主党派的头头都到下面去劳动了。后来上面要组织编《辞海》,没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我就借调去编《辞海》,我去了两年,后来学校要我回来恢复教书。当时我爱人也在此地教书,影响到每个小孩子读书。我三个小孩子,当时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后来幸亏都读了大学,但是考上的大学都是他们并不想去的大学。在当时,我们家还算幸运的呢,但愿再也不要有这种千古所无的悲剧浩劫了。

  记者:那时候心理压力大吗?

  徐中玉:他们想孤立我,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我的性格是不大在乎的。

  主编《大学语文》

  1978年至1984年,徐中玉担任了两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系里出现了富有活力的新气象。徐中玉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华东师范中文系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鉴于中国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语文”教育整整中断30年,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联合发起倡议,198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组成由徐中玉任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徐中玉主编的五类《大学语文》教材至今发行量累计超过3000万册,受惠者遍及全国。

  记者:你在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时,出现了一个华东师大作家群。

  徐中玉:现在上海的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那批出了很多人才。系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研究、创作,可能情况下做了些工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认真学习。文化环境宽松些了,得以独立、自由发展,分配时充分考虑到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前途。这批人并不是到了学校我们给他们多大的帮助,而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写,这些人本来有点根底,上山下乡没有读到大学,后来有机会到这里读大学,就把那种经历写过来。又如现在清华大学的格非,本科是在这里读的,他教书教得蛮好,写小说也写得蛮好,他到清华大学去,需要我证明,我就说他教书教得好。

  记者:你主编《大学语文》是怎么样的情况?

  徐中玉:原来我们《大学语文》是有的,但是像苏联是取消《大学语文》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语文》都取消掉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和我商量,我们两个学校恢复《大学语文》。当时教材也没有,教师也没有,那么我们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有一段时间,有五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我来编,有所侧重地编这些教材,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盗印的不算,到现在起码印了3000万册吧。

  记者:听说你去买飞机票或者到银行取存款时,有人看了你的名字,对你说:“我读过您编的教材。”

  徐中玉:这种事情我常常碰到。有时过关时,也有人说看过我编的大学教材。

  记者:《大学语文》编辑的标准是什么?

  徐中玉:我们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内容丰富多样,分题编组。力主启发、感悟而非重复教条空谈,重在培养人文精神,薰陶滋润,结合有准备有重点的讨论,期望大学生自觉爱好文学,从中提高对国家、社会的热爱与责任感,成为有思想、有热情,求真务实的人才。

  徐中玉小传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主编《大学语文》教材,影响深远。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美国印象》、《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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