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南北佛教的不同：

　　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三十二、简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三十三、简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更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更浅。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孝文帝的改革，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更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更终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时间出现逆转。

　　三十四、南方经济的高涨：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了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在南方有长足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三十五、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三十六、新党旧党的分歧：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

　　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十七、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这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三十八、元朝政治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广开牧场，实施屯田，搜刮民财：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发展势头。这仍与蒙古贵族政治观念简单粗陋有关，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更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对江南的搜刮十倍于当初。元朝兵权掌握在蒙古贵族手里，财权则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马执政期间，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问，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阿合马还实行以清理官司钱财欺隐拖欠为名目的所谓“拘刷”、“打勘”法，郑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为“骗财之术”，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也叫苦。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蒙古人对匠人十分尊崇，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气，蒙古兵马所到，重要的行动是搜罗匠人，把他们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时期，被称作“驱口”的战俘奴隶特别多，贩卖人口的现象相当突出。

　　三十九、元朝时期的文人与戏剧：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的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下子推向一个高峰。

　　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杂剧剧本的创作。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处境，避免了一种惯例的重现，即文人把一种艺术过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赏不了。无杂剧的剧本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沤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颖的异乎传统的诗歌形式即散曲。

　　四十、清代学风变化的原因：

　　1.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2.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正、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