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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中国文化概论》复习资料(4)

2007-01-23 16:36   【 】【我要纠错

  三十一、南北佛教的不同:

  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

  (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三十二、简述南方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的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三十三、简述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内迁民族中,以鲜卑人拓跋氏一支为最晚,入主中原以前汉化最浅。逐渐拓跋氏开始抛弃自己的习惯,采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均田制,切实地促进了鲜卑人从游牧向农业居民的转化。孝文帝的改革,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迁都洛阳、改用汉姓;最带模仿南朝痕迹的是定族姓,将鲜卑族贵族人为地门阀化。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孝文帝的措施,无疑是积极而开明的,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计后果的。迁都洛阳,使北魏政权失去了稳固的部族基础,定族姓也无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合法化。特别是迁都以后,南迁的鲜卑贵族与留在北方的贵族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最终导致了部族内部的分化,以致六镇武人的起兵。汉化的趋势~时间出现逆转。

  三十四、南方经济的高涨: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了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在南方有长足的发展。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三十五、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

  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三十六、新党旧党的分歧: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

  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十七、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在元朝,辽、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这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三十八、元朝政治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广开牧场,实施屯田,搜刮民财: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发展势头。这仍与蒙古贵族政治观念简单粗陋有关,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对江南的搜刮十倍于当初。元朝兵权掌握在蒙古贵族手里,财权则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马执政期间,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问,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

  阿合马还实行以清理官司钱财欺隐拖欠为名目的所谓“拘刷”、“打勘”法,郑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为“骗财之术”,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也叫苦。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蒙古人对匠人十分尊崇,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气,蒙古兵马所到,重要的行动是搜罗匠人,把他们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时期,被称作“驱口”的战俘奴隶特别多,贩卖人口的现象相当突出。

  三十九、元朝时期的文人与戏剧: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了在过去无论如何也看不起的艺人的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下子推向一个高峰。

  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为代表的杂剧剧本的创作。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社会处境,避免了一种惯例的重现,即文人把一种艺术过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赏不了。无杂剧的剧本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气、高雅与内容上的贴近民众生活,完美地结合在戏剧特有的艺术方式中了。他们的剧本或对生活揭露批判如《窦娥冤》,或沤歌爱情如《西厢记》,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识如《汉宫秋》,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众的现实和意愿。他们还发展出一种新颖的异乎传统的诗歌形式即散曲。

  四十、清代学风变化的原因:

  1.文字狱是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2.清代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从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致知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但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正、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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