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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谁应为“教育腐败”买单?

2006-06-05 14:27  王启炎 【 】【我要纠错
    内容提要:笔者女儿正在读初中,为她读书的事情笔者伤透了脑筋。今年春节刚过,又见报道说教育被国人评为“最痛恨的五大领域之一”。教育到底怎么了?一向神圣的教育怎么突然间成了千夫所指?谁应该为教育负责呢?

  表面看来,学生负担和师资是老生常谈的两大问题。

  新学期报名时,学生必交保险费。学生平安险是保险公司推出的一种保险产品,购买与否应是家长的自由。学校名义上宣称让学生自愿购买,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让学生先买保险再交报名费注册,给人一种不买保险就不让报名的威慑。果不其然,每个学生都被动地、极不情愿的入了套。学校为何热衷于为保险公司打工呢?原来保险公司与教委订有代理协议,代理费由教委和学校按比例提成。学费里还包含了一项代收费。代收费是为学生够买与教材同步的课外作业、寒、暑假作业。既是代收,就有委托人。据了解,课外作业和寒、暑假作业也是由教委发行中心独家代理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共有12个年级,从语文、数学、外语到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不下十个科目,每本书的标价为7元左右。谁都清楚这些出版物的实际价格不到标价的6成。以一个只有5万在校中小学生的县级市为例,仅这一项,教委一年最少可以赚200万元。武汉市有在校学生120万人,市教委一年可赚5000万元(一年2个学期,平均每个学生按5本书,每本书只按2元差价计)。

  交完学费再买校服。从校服的面料和做工来看,比照市场价,每套不过30元。教委却以每套60-80元的价格通过学校卖给学生。按每套40元的差价,每发一套校服教委又可赚200万元,武汉市教委一年可赚5000万元。城区有的学校2年之内就为学生发了4套。更有甚者,为打消家长的疑虑,物价局竟为校服出具价格许可文件,贴在学校门口——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让家长门走投无路。

  教委是管学校的,教委的指令对学校来说无疑就是圣旨,况且教委深谙恩威并用的妙处,每次都将采购发生额的10%甚至更多作为回扣返给下级部门和学校作为招待费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教育组和学校均称有帐可查。如此这般,教委及其下属部门和学校一起就构筑了一个庞大的铜墙铁壁似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认真起来,收授回扣显然涉嫌单位犯罪。

  教委主导下的涉及学生的收费名目远不只这些。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已经错位、异化为利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和自然形成的垄断地位对学生家庭无情盘剥,对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

  相关领导尝到了甜头,为了蝇头小利,老师们就上行下效,也向学生兜售更有针对性,实用性的类似于“黄冈宝典”、“名校之路”之类的“秘笈”。笔在女儿刚上初一时每门功课除了教材以外都有好几本教辅读物,书包足有30斤重,背带断了好几回。学期结束时,教材是新的,书后的练习根本没作完,所发的课外书籍也是花花绿绿的,没有哪一本书认真的对付过。造成功课上的夹生饭不说,为应付教师所养成的学习态度上的敷衍塞责、蜻蜓点水、不求甚解,就让人不寒而栗。经济上的负担是家长承担的,是可数的;学业上的负担是学生承担的,误导的是国家的未来,其负面效应将是不可估量的。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辨证法认为,教与学的矛盾,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家长为子女择校、择班,实质是为物色优秀教师。把理想和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是中华民族传统而普遍的心态;从国家角度看,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科教兴国、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任。因而教师职业是神圣的,国家对教师的筛选标准是极其严格的。

  计划体制时期,中专学历是小学教师的最低进入门槛。上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期,中专生是通过高考录取的,大中专生全国每年仅招几十万人,中专生的录取分数线仅比大学低1-5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专生来源于初中生里的佼佼者。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校的扩招,计划体制的逐步淡出,学业成绩中等及以上学生均有机会上大学,都不愿意读中专。由此可见,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转生的含金量与以前的比较起来,已是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选拔标准的不同,以前的中专生多少有点优越感和成就感,一是因为学业名列前茅,二是因为国家干部身份。而如今的中专生与同龄人比较起来已算是兽狗类了,其本人亦感到自惭形秽。

  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取消了大中专生的计划性分配,中小学教师的人事权亦随之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不少中专生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或通过花钱购买教师岗位的方式进入教师队伍。以笔者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间,街办所辖的几所中小学校一共进了50名教师,其中60%是新近毕业的中专生。他们中有的人中考时几乎门门功课不及格,600分的卷面只得了100多分。相反,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生却求职无门,造成大学生功过于求的假象。这些人走上讲台以后大多无法胜任教学工作,或是因非师范类毕业生而不具备教师资格,于是教委又名正言顺地以提高师资质量,打着“终身教育”,“继续教育”的幌子,勾结相关教育培训机构,举办各式各样的培训班,考证班,进行堂而皇之地创收。譬如大专自考,大本自考,专业合格证,教材教法,教育学、心理学合格证等等不一而足。加上考试、认证的不规范,这些人大多在短时间内花上几千元取得教师岗位所要求的所有形式要件,甚至取得本科学历,中、高级职称。目前,因师资管理没有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和淘汰机制,教师只进不出,待遇只与工龄、学历和职称相关,客观上又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形成恶性循环。不管怎么包装,也掩盖不了“体弱多病”。穿上龙袍,也不象太子。笔者女儿读小学六年级时,语文教师竟将教材上“玉之琢,象之切”中的“象之切”解释为“切磋象棋技艺”。类似的常识性错误和笑话,举不胜举。六年级是小学毕业班,毕业班的教师是学校公认的骨干教师,把关教师。毕业班教师尚且如此,其他教师就可想而知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差之毫厘,会谬以千里呀!

  收费的黑洞,师资的管理和现状,教委清楚,政府清楚,百姓清楚,学校更是了如指掌。既然相关各方都心知肚明,为什么这种不正常现象却大行其道呢?其荒唐胜过丹麦童话《皇帝的新装》,因为童话里的皇帝毕竟以为自己是穿了衣服的。

  笔者以为这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时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计划体制的做法已经摒弃,适应市场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既制约又制衡的教育治理结构又没有建立,教育行政部门集权力、决策、执行和监督于一身,必然导致其自行其是,为所欲为。为适应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的教育行政管理,笔者建议在各地、市、州等相当的行政区域成立“教育资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脱离教委独立运作,负责教育采购和师资管理。这样一来,“中心”就类似于现代企业集团组织结构中的采购部和人力资源部,教委类似于行政部,学校类似于事业部。建立完善的既制约又制衡的教育治理结构,权力和责任匹配、职能界定清晰的组织结构,使相关各方进行自主管理,自主控制,自我约束,自我完善。从机制上、源头上遏制教育腐败。我国有13亿人口,学生数量和教育消费巨大;各地财政所供养的人员,教师占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成立“中心”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资源进行专业、系统、科学和规范的整合和配制,是形势所迫,更是体制的要求。

  “中心”是教育采购和教师进出的唯一通道,因此“中心”必须参照政府采购办法制订相应的教育采购办法,重点是价格、质量和供应商的确定等实体部分和采购流程等程序部分,按照教师法的要求,运用人力资源方法制订相应的教师管理办法,重点是教师考核评估办法和教师进出流程,并招集相关各方比如学校、学生家长、教委和政府代表以听证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不搞一言堂,杜绝暗箱操作。地方政府依照有关政策和当地实际只控制教师编制、工资总额和校长的人事权。学校享有有限制的教师考核评估和工资分配权,教师超编人员、考核不合格人员,按教师考核管理办法退回“中心”,类似于退货,学校缺编,向“中心”申请进人,涉及教育消费向“中心”申购,申购生效的前提是政府和教委的核准。教委恢复其督导和服务的本来职能。

  适应市场体制下的教育治理结构和权责明晰的教育行政组织结构是治理教育腐败的前提。否则,一味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教育腐败必定会无功而返。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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