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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干部:怀着梦想 品味人生

2006-04-25 10:04  瞭望东方周刊 【 】【我要纠错
    内容提要:文质彬彬的杜占营,是郑州大学行政管理和英语两个专业的自考毕业生。他在之前任教八年,曾是汝州第五高中的教导主任。

    3月7日,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及北京农学院4所高校的60名“大学生实习村干部”赶赴平谷、延庆等北京四个郊县农村,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他们中的合格者将留下做“村干部”,不合格者还将重新走上就业之路。

    这些应届毕业的学子起程那天,远在河南省汝州市的杜占营作为“大学生村干部”,已经在纸纺乡车渠村任职了两年。从2004年4月汝州的大学生村干部们正式进村任职至今,汝州市的456个行政村每村均有一位“大学生村干部”,经过两年的沉浮,其中有两位成为村支书。杜占营便是其中之一。

    文质彬彬的杜占营,是郑州大学行政管理和英语两个专业的自考毕业生。他在之前任教八年,曾是汝州第五高中的教导主任。之所以选择去做村干部,他说,一方面是因为感到学校工作难做,另一方面他从农村出来,知道农民苦,“想看看农民们需要点啥”。

    杜占营的“村干部”经历颇具戏剧性,他经历了大部分“大学生村干部”遇到的种种困难。靠着偶然的机遇和自己的头脑,虽然他可以将大部分难题化解,但和他同时下乡的其他大学生们,却没他这么幸运。

    偶然掌权

    杜占营在刚入村的时候,和大多数“大学生村干部”一样,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农民们只是“缺钱花”,只要搞一些致富项目就会被村里接纳,“哪想到农村并不那么简单”。

    “来自村里老班子的阻力确实很大,如果我做得多了会有人不高兴,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我在群众中走动。有一次开班子会,支书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到谁谁家去了吧,这样不好。’他有他的群众基础。”

    怀着些许改造梦想的“大学生村干部”,引起了村中的某种警惕。这些人不信任大学生的能力,也担心学生作为嵌入的力量而削弱了他们的利益。

    骑岭乡某位领导如是说:的确,农村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村干部的问题,解决了村干部的问题,农村的许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杜占营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的村干部不怎么接受我,我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我,所有的工作都照样干。”但是,杜占营毕竟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他很快就发现了改善自己处境的窍门。

    按照汝州所属的平顶山市的政策规定,大学生村干部中,党员进村后将被任命为村支部副书记,非党员的学生则就任村委会助理一职。

    杜占营是党员,因而他以村副支书的身份进村。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他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只走访群众,不发言、不表态。”

    渐渐地,他发现近几年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有所增强,虽然他们很少读书,却喜欢看电视。他们留心国家的政策,村里不按政策办事的地方,他们会积极地提出来。于是,“我就依靠农民对国家政策的关心,来对抗村里的家族势力。村民知道我不是这个村的,不拿这个村的好处,对我也就比较信任。”

    另外,“走访要有重点地走访”,他将村里有影响的人物列了个单子。而对那些不关心公共事务、说话“价值不大”的村民,他承认自己了解得较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终于在2004年村支书换届之时,车渠村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村支书选举,两个候选人都没达到法定的票数。因为他们双方各有一派势力,各自有人支持,哪一方都担心对方上台会对他们不利。于是双双提我的名,且被一致通过。”

    “刚开始,我担心村里矛盾多,还不太想做村支书。但乡里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当时的‘大学生村干部’刚开展不久,还没啥效果,如果我成功了,就是个不错的例子。”

    于是,特殊村情给了杜占营难逢的机遇,他当上了车渠村的一把手,成为汝州市“大学生村干部”里的第一个村支书。

    骤然发力

    新官上任三把火。杜占营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车渠村积怨最深的地方──河滩地。

    “我在走访群众时发现,有很多人都提到河滩地的问题。河滩地是集体田地,但当时,有些人在上面种着自家的庄稼。能在河滩地上种地的,都是村里有势力的人,这个问题常年没有解决。”杜占营说。

    2004年8月,杜占营决定将河滩地收归集体。那时河滩地上种的玉米还没收割。他开始给那些种地户做工作,“你们在那块地上种庄稼已经很长时间了。人啊,不能太过分,会惹众怒的。这件事,我已经向市里、乡里的组织部汇报过了,政府有能力解决。所以不要有幻想。既然我来和你交涉,也不会让你吃亏。”

    杜占营从外村来,不拿车渠村的工资,不在车渠村搞自己的产业,在车渠利益中立而超脱,“有些村民就会对我有同情心,能主动帮我做工作”。杜占营自己也将“我是上级派来的,群众认为中立,对我放心”视作为“大学生村干部”的优势之一。

    河滩地最终全部收回集体,他又将河滩地承包出去,得到的钱,拿出9.4万元用于村里的电网改造。村民没交一分钱,村里电价每度降了两毛。即使出故障,也是电业局来修,不像往常那样需要村里自筹资金。

    杜占营还为车渠村解决了另一个老问题──发展党员。除了那些转业回乡的退役军人党员外,车渠村已经10年没有发展过党员了。

    村里以后还是要靠年轻人,他们有精力,有文化,要从村子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村里需要人才。在杜占营的坚持下,2005年车渠村发展了四名预备党员。

    除了较公正地解决村内矛盾,作为“上级派下来的人”,像杜占营这样的“大学生村干部”还有着其他的功能。比如,管理上访。

    有一位“大学生村干部”向记者这样描述乡和村之间的关系:乡里对村支书没什么约束力。

    乡一级的行政机构,此前因为“村民自治”,对村一级的掌控能力较差,此时便借助“大学生村干部”,加强了对村这一最小的组织细胞的控制能力。杜占营做村支书以来,车渠村的上访数量减少了大概一半。

    天然局限

    一些在村里形单影只的“大学生村干部”,希冀能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被选为村主任。但杜占营觉得这其实相当困难,因为,“在村民眼里,我们是‘飞鸽牌’干部,他们村里的人是‘永久牌’的。”“想要很好地解决农村问题,‘大学生村干部’在人际关系上不占优势。”杜占营这样分析自己在工作中的短处。

    在车渠村工作近两年后,杜占营发现农民习惯于用自己的“土办法”解决问题,农村是人与人关联性很强的人情社会。“国家公务员犯错可以降级、扣工资,农民你咋降他,咋扣他?村干部能拿他们怎么样?在农村解决问题,主要是看人情。”

    “中国社会,还要讲究个‘老到’。‘大学生村干部’未必比那些村支书有更强的能力,有时候,不是村上的人还真控制不了局势。‘大学生村干部’可能连村上的事都看不清楚。”小屯镇东村村主任陈健对记者说。他是在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汝州市被村民投票选为村主任的三个“大学生村干部”之一。

    这也正是农村和城市观念上的隔膜,即使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村干部”,认同了城市的观念后,也习惯于将农民的古老方式称为“素质低”。

    临汝镇小山沟村的副支书闵红岩,在进村的前三个月天天来村中,以便尽快熟悉环境。后来他给村里提了近20条建议,“稿子写了两页,采纳了十几条”。在那些没被采纳的建议中,有一条建议在村中设置垃圾堆放点,他说他想把城里的卫生习惯带到农村,此条建议终因城乡生活习惯差别而告终。

    对一些“大学生村干部”所力主的那些较大规模、多人合作的带有工业化意味的生产思维方式,业小本薄的农民并不太信任,他们还是习惯于一家一户式的生产。

    “大学生村干部”之一、小屯镇长营村副书记兼村委会委员刘真也感到了这一点。他曾经想在该村1900多亩的山地推广林果业,但即使村民们看到邻村的林果业确实效益不错,也依然倾向于继续观望。很多类似的大项目,需要多户的土地合作,个别想搞林果业的村民,也可能因为邻户不愿搞,而不得不放弃。

    “农民怕赔,看不长远,这并没有什么错。”刘真这样说,他还是为农民合作能力差、组织起来很困难而显得有些沮丧。

    “村干部想给村里引进致富项目其实很难,农民都习惯独门独户单干,大学生也只能给他们讲讲长远收益,也不能勉强。”

    踌躇之间

    杜占营的家在汝州市区,他每天需要坐半个小时三轮车,才能到村子里上班。许多“大学生村干部”则住在村委会提供的房子里,一周才能回家一次。许多人在偏僻的村子,下了汽车还要村里开摩托车来接。

    杜占营平常没事就回家了。像他这样结过婚的“村干部”还是少数。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大学联合进行的“汝州大学生村干部调查”显示,在毕业一到三年的“大学生村干部”中,有67%的人都是单身,要不要找对象几乎是这些单身族面临的最大个人问题。

    薪水的微薄也让这些“大学生村干部”们有点踌躇。按照现有的政策,大专毕业生每月474元,本科毕业生每月499元。户籍在汝州的每月有100元生活交通补助,外县的则是每月150元。

    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说,这个事情有些考虑不到的问题,在实践中都暴露出来了。比如说福利、医疗保险等,目前还都没有。

    杜占营说他一直想考研究生,但是担心研究生毕业后找工作也很难。“有了老婆孩子,许多事情都变得慎重了。”

    杜的妻子这样描述丈夫的变化:他更能包容,心胸更宽了。在农村时间长了,很能体谅农民的难处。“他本来说评职称的,这两年没在学校,家里的事情也耽误了些。”

    当时在小屯镇时屯村担任村委会助理的陈振杰说,“我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没吸引我的地方,前景不好。北京的政策不错,要上北京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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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村干部”和陕西杨凌示范区李台乡徐西湾村村委会干部一起研究村里工作。(资料片)

    关于前途

    杜占营只是汝州456个“大学生村干部”中的一个。他几乎是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初衷,至于效果如何,不是他一人能够左右的。与他同时到汝州农村担任“村干部”的其他人,有人在徘徊踌躇之后,还是选择了黯然离开。有人仍然选择留下,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有怎样的未来在等待。

    一种制度、一项政策的效果,总是要向大多数人问询答案。“大学生村干部”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这三年的试验中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在汝州市这个试验样本里,许多结果都表明,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一些微观的调整。

    可依靠的文化力量

    汝州市组织部主管“大学生村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张志伟认为,此项政策的初衷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就业难的现实;二是农村村干部自身的管理水平有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胡跃高在考察了汝州“大学生村干部”的现状后,在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到,面临就业难的主要为两部分人:平顶山市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下岗或分流出的基层干部,毕业返乡的大专以上大学生,每年约4000人。

    作为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更看重“大学生村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功能──改善农村基层的干部结构。他将下村的大学生视为比“老村干部”更便于培训、管理的新力量。

    “现在,农村干部老龄化严重,40岁以下在农村是年轻干部,50岁到60岁是干部主体,个别地方,土改时期的老党员还在主政。他们政治上很坚定,但能力有限。”张志伟说,“村干部大多是村里的能人,但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有初中毕业的,有文盲,也有半文盲。这样的文化结构已经不适合农村的形势变化。”

    汝州市的“大学生村干部”大多是大专学历,一些本科生也是通过电大、自考、函授等方式拿到的本科文凭,但胡跃高还是充分肯定了这些人的文化力量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改变。

    “全国的现实就是这样,高校扩招后,专科生就业难度明显加大。专科、自修本科,是汝州‘大学生村干部’的基本力量。现在高中以上学历的人都离开了农村,农村人口的知识结构非常低,使得专科生依然是农村可依靠的对象。”胡跃高说。

    这是正在中国广大农村上演的现实一幕。北京郊区的“大学生村干部”整体层次虽然明显高出其他地方,但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认为,这跟北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相联系,北京村干部经验可能在其他地方无法复制。

    农村干部自身局限的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的立场。他们往往深陷于势力纠葛中,“农村干部基本上不脱产,他们在工作上不超脱,长期在同一个村工作,也会积累下很多的矛盾。有些地方经济长期不发展,政府一个月只补贴几十元,待遇比较差,他们也没积极性。”张志伟说。

    “村里集体经济富裕的,村支书、村主任都抢着干。集体经济穷的,村干部就没人肯干。”一位“大学生村干部”说。

    法律难题与政策支持

    像每一项需要调整、完善的新政策一样,“大学生村干部”在法律层面与现实层面都遇到了困难。

    在临汝镇小山沟村任副支书的“大学生村干部”闵红岩就遇到过村民的诘难。当时正值2005年河南省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闵红岩在选举中任村选举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监督选举的整个过程。

    当时有村民问他:“你不是本村人,你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又有什么权力来组织我们的选举?”

    闵红岩回答说,有一份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干部”有权利参加任职村子的选举,但他一时又拿不出这份文件,他只能告诉那位村民“这份文件一级级下发,现在还在市里”。

    这位村民的疑问,也正是很多学者、媒体对“大学生村干部”政策在法律层面上合法性的质疑之一。这些大学生进村就直接被任命为村委会助理,并有权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这是否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悖?

    汝州市组织部副部长张志伟解释说:“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干部’有权参加当地的选举。对于那些户口不在村里的大学生,我们搞好协调工作,通过政策解释,将二者连接起来。”

    张志伟认为这和村民自治并不矛盾,“大学生当选村委会委员,都是按选举产生的,没有什么能凌驾于组织法之上。”另外,他还透露:“民政部正在修改《村民组织法》,前些天来了个传真,要我们提些修改意见,很快就会提交到人大常委会。”

    “村干部”还能当多久

    这些村干部中,原来有职务的,每月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原来非在职的,工资则由平顶山市财政支付。

    而“大学生村干部”与村干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不可以兼职的。因而,每月600多元是他们仅有的收入。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他们经常帮农民去办医疗保险的手续。“有一名大学生出了交通事故,他的家属来找,我们除了出于道义的补偿,也没有其他政策依据来进行安抚。”张志伟说。

    “我们年终福利每人50元。”一位“大学生村干部”不太平衡地说。组织部有个规定,对做得好的大学生给予鼓励:每年被评为优秀的“大学生村干部”,一次性奖励500元。

    “大学生村干部”下村任职的三年期限快到了,一些大学生很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们不知道这项作为试验的政策,是否会持续下去。

    “我们不是工厂的工人,也不是公务员,我们没有身份。”一位“大学生村干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平顶山的市委书记换了,那这项政策还能继续吗?”而那些考公务员优先、入党优先的优惠政策,他们觉得离他们就更远了。

    不仅仅在汝州,在全国范围,很多人都在关注有关“大学生村干部”的后续政策,“大学生村干部”为前途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让他们安心在基层农村工作,如何去调整这一政策出现的诸多弊病,恐怕将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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