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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最难的考试-国家司法考试

2005-07-20 00:00   【 】【我要纠错

  在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广西南宁市总共有7位农民报考,通过2位,通过率达30%。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记者采访广西两个农民时,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常说的这句话。

  两个月前,这一男一女两个农民通过了被称为“中国最难的资格考试”——国家司法考试,与之对应的是,全国有许多法学本科生、硕士生、法官、检察官在这个考试中大面积落马。

  新闻界和互联网广传:某省会城市中级法院有36人参加这次考试,“全军覆没”,无一人过关。某直辖市著名大学法学院的38名法学硕士参考,只通过了13人……

  为了营造真正聪明、深通法理、有着高尚情感的司法精英,保持法律职业的精英性和社会公信力,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最难的考试,其录取比例少得惊人,比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平均每年通过率只有3%。而我国香港的司法考试通过率只有2%左右。

  而过去我国各种司法资格的内部考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初任法官、检察官统一考试,通过率却达到了20%到30%。2002年的情况不同,国家把各种司法考试统归为一种:国家司法资格考试,结果威严顿现,今年的中国国家司法考试,全国通过率是7%,广西更是少到只有4%……

  在这次考试中,广西南宁市总共有7位农民报考,通过2位。通过率达30%。

  南宁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冯真德形容他们“白天干农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

  这种难倒众多法律专业人士的考试,两个农民是怎样通过的?他们为什么要不畏艰险通过这个考试?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他们的动机和动力是什么?

  记者接触后,发现他们有着巨大悲愤和改变环境的强烈冲动。

  她姐姐导演了一个大工程,把全家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大工程。全家一心,艰苦奋战,黄春红只是这个大工程里的一个部分

  两个农民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信息,还是南宁司法局的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意透露出来的。要找到这两个农民非常难。

  好不容易打听到他们一个叫黄春红,家住邕宁县百济乡桥学村屯里坡;一个叫黄世璜,家住南宁市远郊江西镇老口村。

  黄春红家离南宁市上百公里,根本没有电话。司法局的同志说,整个村子有没有电话都难说。辗转反复,电话打到了黄春红的姐姐家……

  记者赶到邕宁县城黄春红的姐姐家,见到了这个很普通的、有些像打工妹的广西小姑娘。她劝阻记者不要去她的家,“现在正在下雨,山路很难走,要步行二十多公里,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她因而也滞留在姐姐家。

  她姐姐导演了一个大工程,是她的福星,把全家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大工程。全家一心,艰苦奋战,黄春红只是这个大工程里的一个部分。

  “我们家是一个出来,再帮一个。我们家兄弟姐妹十个,我姐姐是家里第一个出来的,那是十几年前,她毕业后考进了乡政府。她有了义务帮助这个家。我们一个拉一个,结果我们一个一个出来了。我的姐夫是国税局的,我哥在广西师大毕业后,现在一个镇做副书记,我另一个哥哥是乡土地所的……我去过邕宁县公务员考试,通过了,面试时不知什么原因给刷下来了,给我写差0.5分,我想主要是没托人。”

  “你们兄弟姐妹为什么都拼死出来?”

  “我的家在百济乡屯里坡。那里全是山路,到乡里就要走二十几公里。我读到高中,也就是1995年才有电。我上中学的各种费用,全靠我爸挑米挑到学校。家里却吃不上米,全家日常就吃木薯粉做的粥,同红薯一起熬。”

  黄春红说,生活苦还在其次,主要是受欺负,农民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她说,她之所以学法律,是因为受过这方面的刺激。

  “我的一个堂妹被一个男人打了,打得很惨,成了脑震荡,当时昏迷不醒。家里赶快把她抬到县里去治,算是救活了一条命。我们把凶手告了,我姐让我出庭,我那时才上高中,还没学法,什么也不懂,结果凶手上下活动,避重就轻。判决下来了,说是赔我们点钱。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见到一分钱。”

  黄春红说,农民别说懂法了,法律这个词在他们心中就根本没有概念。他们行事还是按照古老的规矩,听宗族的,凭蛮力。比如有少女被强奸了,就凭宗族一句话,私了,家长为了钱也息事宁人,只有少女独自悲伤。

  “农民苦,而农民的女人更苦。正像毛主席说的,女人身上除了三座大山,还有夫权这一座山。她们干活比男人重,原来解放妇女说是不让她们整天围着锅台转,现在她们不仅要围着锅台转,还要围着地里转,比过去更累更苦了。

  “我们那儿农村的女孩子一般小学毕业就不上了,像我这样读到高中毕业的,简直如凤毛麟角,我们那一届就没有第二个。这还是我们家开明,父母虽然也是种地的,但不像这里别的家庭那样,认为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供她们读书是赔本买卖。”

  黄春红有忍辱负重又明事理的父母,他们最欣喜的就是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在读书,然后一个一个再跳出农村。黄春红的母亲出身地主,没少挨斗受折磨。“文革”时广西武斗非常厉害,他们村子一些“地富反坏右”被活活打死,他们这个家族于是心里永远铭记着: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来。

  黄春红读完高中又上了电大,在别人打牌聊天的时候,她就是看书,她每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外,就是读书,“我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脱离苦海。”

  这个曾经受欺辱的家庭有意识要培养一个学法律的:“搞税务的有了,搞土地的有了,搞计划生育的有了,就缺一个搞法律的。因而我学了法律。”

  很难说他们“实用主义”,他们比记者见到的许多人善良。这是他们为改变自身处境决心要做的事。农民之难,谁都理解。记者在采访的长途车上,听邻座的人说,去年这附近某地发大水,救灾物资实际发放的很少,而且大部分被“有本事”的获得,即使他们没有受灾或者损失很轻。连续大雨导致某乡大面积山体滑坡,一个村有十几户房屋被彻底毁坏,救灾款中有1500元左右给了一户,另外的其他户每户获得了100元左右的“救济金”。获得1500元的那一户的堂兄在省城什么单位比较有势力。灾民们对获得100元左右的“意外之财”而对政府感激涕零,官员们也一脸傲气,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政府是只收钱的,现在竟然给钱了……

  我记忆很深的一句话:黄春红说,她和他们家是在眼泪中走过来的。

  “当我拿着他们挣来的角票零分到学校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另一个农民黄世璜与黄春红有相似的心路历程。他的一个结论是:“农民是没有一点希望的!”

  他的家藏在绵延的广西丘陵中。记者下了长途车后,爬山,又雇柴油车走了十几里泥泞的坡道,来到了这个老口村。一个妇女带路,来到一个破旧的老瓦房前,阁楼上应声探出一个头来,就是黄世璜。

  阁楼没有楼梯,只有屋外竖的木梯。记者笨拙艰难地爬上。在广西的八月天里,只有一个小窗户的小阁楼潮湿闷热。

  这个即将成为律师的农村小伙子,光着膀子,住在斗地主分田地后给这个当年大户剩下的惟一的屋子里。

  这个破旧的瓦房是百年老屋,这个肮脏的雕花木床也有一百年历史了。可是丝毫不能增加黄世璜的身价。这个长得像城市白领的小伙子,在这里竟然落得姑娘不愿嫁的地步。盖因家穷,他们家是全村惟一没有盖新房的家,惟一没有摩托车的家,兄弟四个都“待字闺阁”。

  他们的生活与黄春红家一样困难,黄世璜自己挑米去学校顶替学费。他的父亲很文弱,是个中医。读高中时,父亲没了,兄妹七八个的生活就全落在了母亲身上。他们借了许多债,多年还不上。

  黄世璜在中学时,总感到饿,他一个月只有20块钱的生活费,终年吃马铃薯。学校的青菜是2角,肉菜是6角。他都吃不起。他饥一餐,饱一餐,得了胃病。到山上采草药,吃得浑身发麻。

  “我父亲身体很弱,为了供我们兄弟上学,拼命干,最后累得吐血。他除了到处颠簸,给人看病,还种菜到城里卖。他们老两口,夜里12点就起来,用单车驮着菜骑几十公里到南宁五里亭赶早市,苦极了!我记得,在月光下,他们两公婆在泥路上慢慢推车,一直消失在远处的山坡中……我希望他们能轻松一点,当我拿着他们挣来的角票零分到学校时,我的心里在流血,而那些城里人还在嘲笑我们农村人,我心里很不好受。这是我想出人头地的原因之一,我不想报复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但我想过得像个人。

  “并不是你受苦了就能成功,农村的许多学校是糊弄人的。在小学时,我的学习一团糟,原来,我们那个老师,误人子弟,尤其是数学,胡乱教。我们那一个班的农村孩子全是稀里糊涂的。在快毕业时,一个青年老师从城里师范过来,他很有责任感,是这个人教会了我什么是数学,是这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原来我们坡(组)没有一个考进中学的,在这个人来了后,一下进了十几个。”

  黄世璜生长在农民中,对前途的认识很残酷:

  “农民真的很没指望,后来听一起考试的说,农村人太没希望了!”

  对于记者问为什么学法律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与黄春红如出一辙。“拿法律武器以求自保”。这是这个国度最卑贱最无奈的一群人中的聪明人求生的一种手段。

  “在我们这有纠纷都靠拳头解决。邻村去年因为土地纠纷,杀了四五个人,互相都是亲戚,动了枪。其中一方犯私藏枪支罪,防卫过当,被判了无期。

  “农民地位是最低贱的。我们村抓农民超生时,乡镇干部进来,见电视机就扛,见猪牛就抓。他们还要你自己去抓猪,要是他们亲自动手去抓,猪粪溅到身上,还要追加罚款。谁要顶一句,也要追加罚款……后来学了法律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抄没东西一定要经由法院判决,乡村干部是没这个权力的。”

  他儿时的一段记忆将伴随他一生,他说他在学法律时,经常浮现那段场景。那是1982年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父亲脸色惨白地从外面走回来,他的手表单车都被扣了,走着回来。他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给人看病,靠的就是这辆单车;他每天半夜12点到城里去卖菜,也是靠着这辆车,可它被任意剥夺了。父亲此后一直不能释怀,一直到死。

  对一个学法律的农民来说,他精神上所要承受的比一个城里人要大得多。他在他的生活环境里看到的皆是不平:“我们村的土地被一个财大气粗的单位买去,却欠着30多万元不给,他们打白条,一拖再拖。村民们土地被剥夺,没有得到补偿,生活困难。我找过村长,想通过法律程序要回钱。但村里怕白花了诉讼费钱要不回来……”

  黄世璜对记者说,他轻易不掉泪,自父亲死后他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再哭过了。法律使人想得开,法律使人忘记痛苦,法律对于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来说,比较合适,他就是这样的人,因而他喜欢。

  不嫁人,不生孩子,不出外打工挣钱,村里的老少不理解,见到她就窃窃私语

  黄春红1997年高考差几分没考上,不甘心,就转到电大学习。全家人商量的结果是,学法律。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读了十几年书,还不罢休,不嫁人,不生孩子,不出外打工挣钱,村里的老少不理解,见到她就窃窃私语。她索性就横下心来。高中毕业就有人说对象,到今年25岁了,还坚持不找对象,这在那一片农村简直旷所未闻,连支持她学习的母亲和姐姐都受不了,劝她找对象嫁人。她说不通过司法考试不谈。

  电大毕业后,黄春红又考进了广西大学成人教育的法学专业,她下决心要拿到一个本科文凭。这是她实现法官梦的必要条件(法官需要两年法律实践,大本毕业)

  她每天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那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之一。她觉得那里的女律师都那么威风,一个女人能够那样平等地与各种人说话,是她不敢想象的。

  成为法官暂时不可能,必须先是国家公务员,但要先成为律师是有可能的。

  在电大法律班里,农民就她一个。同学们开始瞧不起她,但她成绩很好,经常是第一二名,同学们慢慢不敢小看她了。她从小学起成绩就不错,一直到高中都是这样。但运气太差,一到真正的考场就紧张,这导致了她高考失败,也导致了她2000年律师资格考试失败(就差3分)……这可能是一个农民负担太重,太想改变命运,结果没有了平常心了。

  那次律师资格考试失败后,她回来哭了很久。她想就此结束学习生涯,到广东打工,她的许多朋友叫她去广东,说挣了多少多少钱(后来知道是做传销),她动心了。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心事,觉得长那么大了,还没挣钱养活自己。但是作为“总导演”的姐姐和母亲又劝住了她。她们从这么严的考试只差3分的事实中看到了希望。

  她考试失败哭,平常也哭:“我在电大时,一个同学看我拿着我姐的钥匙,她说你拿这个干什么?我说是防盗门钥匙,她说你们家有什么,还不是一屋子红薯……我想农村人就不是人,过后我哭了。”

  她每次从山中的屯里坡父母家回到姐姐家也哭,一个人仅仅因为要上学就得到那么多的冷言冷语:“说什么的都有,这是我不想回家的主要原因。说上了大学还回来,那么大还没嫁出去。村里人都以我为例,说送女儿读书没用。

  “我爸我妈很开明,他们不让我干农活,仅让我做些饭,总是对我说,你别跟她们比,但我怎能看着二老佝偻着腰,孤独的身影在田里劳作,我就跟他们一起下地。”

  黄春红很害怕走千百年农村妇女的老路,她说“我当年的同学现在都是拖儿带女了,我很害怕结婚,她们现在显得都比我老”。

  农忙时,他们全家包括在外的子女都回去种田,种水稻。那一片是种粮食的地区,种一年负担很重,没有什么收入,仅够吃而已。一户农民如果全靠务农,一家人一年辛辛苦苦所得还不到城里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但她父母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只是不让他们的子女再重复他们的日子。

  十几年黄春红一直是这样,早上人家还在睡梦中时她就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上学(村子附近没有中学),放学回来一般是晚上十点多了。

  黄春红为了集中精力准备今年的司法考试,住到了县城的姐姐家。她心里总是不安,这么大了还不创造一文财富,总拖累家人。“要不是我,他们生活肯定更好。”

  为了省钱,能不买的书她就不买,能不听的课她就不听,能不去的地方她就不去,只是窝在家里用功。临考前两个月,“考伴”们邀她到南宁图书馆、广西图书馆一起学习,她才知道,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或是不考了,或是变了。特别是婚姻法,按照人大常委会新通过的考……

  “许多新教材很贵,我怕给我姐增加更大的负担,所以我根本不提。我失分很多,失在婚姻法上,因为我是按照旧教材复习的。比如旧法说,夫妻共同生活八年后,婚前财产就属于共同的了。新婚姻法改为,婚前财产永远属于个人。”

  “这次要考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我临考时才知道,匆匆看了几天书,就上阵,结果大都错在这上了。”

  她吃亏在穷和信息闭塞,但结果是什么呢,许多法院的,检察院的,还有律师们很有钱,买了大量的资料和磁带,许多人还到北京考试委员会去听课。可是他们全被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绊住了,而黄春红通过了。

  “像村上的人那样生活我受不了。他们闲下来就是赌博,买六合彩,农民的精神太贫乏了”

  与黄春红一样,黄世璜也成了人们的嘲笑对象:“我走出去,村里人都笑我,又干农活,又戴一副眼睛,说我是神经病,不农民不书生。我不管这些,我行我素。我知道我的享受比他们高一层次。

  “像村上的人那样生活我受不了。他们闲下来就是赌博,买六合彩,农民的精神太贫乏了,整个村子都在赌六合彩,就是我们家不买。大家都在做发财梦,但几年来,我只听说有一个人赚了几千块钱,还没到手……

  “我喜欢这种生活,我在享受过程,村里那些人没什么进步,不创造什么出来。我不干。”

  黄世璜已经30岁了还没娶妻,为了一跃龙门,像“范进中举”一样付出了一切:婚姻、爱情、青春、爱好……

  他的家比黄春红家更穷,他没有一个已经出来的哥哥或姐姐资助,但他跳龙门的决心似乎比黄春红更大。他没有钱读电大、业大或各大学办的成人教育,他只有自学考试一条路。

  “我之所以自学考试,主要是因为没钱,而且路太远……我连课都不听,第一是为了省钱,第二是因为我自己能看懂教材。教材是真正的圣典,老师讲来讲去,还要归到上面。上大学读四年要花几万块钱,而我就死死钻研这几百块钱的书完成了全过程。”

  黄世璜的聪明和耐力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怎么省钱上面。他为了买那套司法资格考试的7本用书,跑遍了南宁全部卖书的地方:“桂海书城是八八折,南宁书城不打折,南国书店是九折……我跑了这么多地方,就是为了省30元钱。”

  他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这本书是过春节前家里让他买菜,他自己扣了点钱买的。结果发现书上的答案错漏百出,太误人了!司法考试不同于其他考试,极严密,错一点就全错,等了几年,让人前功尽弃。他知道一些学子要告这个出版社,他也想参加,以表达对这个误人前程的出版社的愤怒。

  他一般早上6点起床,他妈煮粥的时候,他看书。8点下地,中午休息一会,三四点种时太阳不太猛时再下地。晚上学到12点。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几次对我说想通过报纸告诉全国自学朋友一个“自学诀窍”:当晚上看书很晚时,第二早上醒来要想想昨天看的是什么。一本书看完后,要再看看目录,然后再回想能记起什么。因为内容多,容易混乱。这是他父亲教他中医时的方法。

  对于自学法律的,他说,“我的经验是教材和法律条文一起对照着看,考试前有些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对我的方法不屑一顾,说,不一定要看教材了,只看法律条文就行了。结果他们全没通过。”

  黄世璜从广西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毕业后,现正在“专升本”,也是通过自学考试。他想走一条路,看看仅靠自学能不能走到学术的顶端。

  “只有英语对我比较难,自学者没有环境,特别是语音,我买了个录音机。”他也正在用它练声音,“要使声音浑厚有气势。以便用在法庭上。”

  这对城里人来说仅是小玩意,对他来说很珍贵,他很爱惜地放在一个角落。

  终有一天,他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使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们不受欺负

  黄世璜和三弟在家接待记者,他们的母亲下田去了。田很远,中午回不来,带点早上的粥就算中午饭。这里的农民都是这么吃中午饭。记者也跟他们一起喝了三碗早上的“白粥”,吃点咸豆角算是中午饭了。

  记者问,你们两个小伙子为什么不跟母亲去下田?黄世璜说,今天下雨了,要不然他们会去收稻子。母亲去山上是照看豆角。她不让他们跟去了,让他们有时间读书。

  “田里种的是稻子,山上种的是四季豆。我们家主要靠四季豆来钱。今年下雨太多,影响了稻子,一年种田,没什么余款,仅够吃。”

  记者看了母亲住的屋子,是楼底下一个放粮食的小黑屋,没有窗户,刚一进去什么都看不见,残破脏乱,闷热和霉味扑鼻。这个失去丈夫的瘦小的农村女人,养活了七个子女。她在广西八月中午的阳光下受煎熬,生产出可怜的东西换一点钱让儿子们读书。

  所以,这里的人认为,读书是最要不得的行当。

  “我们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上中学时,发现班上的都是挨过斗的子女。贫下中农的子弟是不读书的。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是没用的。”

  他家四个兄弟都在读书,他家四兄弟都早到了娶妻的年龄,但都是单身。为读书他们都有一个悲惨的经历。

  大哥今年35岁,在广西大学饭堂炒菜。他也想像黄世璜一样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中医文凭。他挣的那点钱都去听课了,因而没有财力找对象。

  黄世璜的二弟1998年考进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应用专业,上了一年半,不上了。那时每年要交两三千元,吃饭要四五千元。家里实在交不起。黄世璜说,我们农村能考上的很少,考上能上的更少。但这个弟弟后悔了。他也只好立志像哥哥一样,通过自学拿到文凭,还有一个弟弟刚考进广西大学,正在为学费发愁,也可能要步哥哥的后尘。

  接待记者的这个弟弟考进了一个业大,也是因为没钱,只好跟着黄世璜进行自学考试……这是一个很无奈的自学考试的家族。

  只有未来在吸引着他们。黄世璜想先找一个律师事务所,没钱也干(南宁的律师所都不给实习者工资),先积累经验:“我读完法律后还想再读一个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还是自学,里面有高等数学,我看不懂的话,想让我上过一年半大学的弟弟教我。我最终的目的是想搞知识产权法,当知识产权代理人。我想我有优势,首先我刻苦,其次许多律师对理工不熟悉。我看准这个机会,走这个有前途的路子。”

  黄春红通过司法考试后,找了好几个律师所,人家说饱和了,要不就说没工资。她只好先不要工资,只好再拖延一下挣钱养活自己的梦。

  这两个农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终要用所学,为弱者特别是农民帮忙。黄世璜想,终有一天他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使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们不受欺负;而黄春红想当了法官后,特别为农村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虽然她们的讥讽多次使她哭泣。

  记者很担心他们的未来——不错,他们通过惊人的奋斗取得了从业资格,但是,也许还有没说出口的障碍横在他们面前,譬如就因为他们是农民而没有人聘用他们。不过,我们已经听到某省会城市开始在农民中招考公务员的消息。这说明身分屏障已经开始松动。

  为黄春红、黄世璜这样杰出的农民敞开城市之门,给靠自己顽强奋斗的人展开提升之途,是农民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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