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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消除中国教育不平等现状

2005-06-10 00:00  光明网·佟平 【 】【我要纠错

  我一向认为,“教育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尽管我对中国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已经关注许久,但是当我读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先生写的《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之后,还是为中国教育的巨大不平等状况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良知的公民,居然面对如此巨大的不平等而无动于衷、而听之任之、是耻辱的。因此改变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改革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刻不容缓的大事和急事。

  中国政府每次开会每年制订计划,都会重复“科教兴国”的口号,但是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的普及情况及不平等状况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中国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以和平崛起的大国自诩的中国,在教育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上面远远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后面,不但政府承诺的投资标准没有达到,甚至连世界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其次是国民受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公平。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中国,更加加剧了有限的教育资源向有权者和有钱者倾斜的倾向。普通中国公民上不起学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困扰农村公民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城市公民的心病。

  如果公民的受教育机会保持平等,将有利于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的差距。换句话说,就算父辈贫穷,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保障所有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二十年后,也就能保证穷人的孩子可以和别人一样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那么再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很可能摆脱父辈的贫穷命运。可是如果公民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但将促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成几何级增长,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而且,将可能使穷人越来越穷,世代受穷。因为他们将永远没有足够的钱来接受必须的教育,将永远没有机会公平的参与社会竞争,也就将永远无法摆脱贫穷。

  因此普及教育,保证公民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不但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事,也是最有价值的长远投资,还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大事。本文将从下面八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

  一,增加教育的投入和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

  二,调整教育投入资金的分配比例

  三,彻底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教育设施

  四,实现真正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五,建立农村教师的轮换制度

  六,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福利待遇

  七,全面开放社会办学

  八,提倡自学成才和消除歧视自学的障碍

  一,增加教育投入和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谈松华先生在“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一文中的介绍,中国人1998年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而1995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241美元,约比中国高12倍,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273美元,约比中国高11倍。再来看一下教育经费所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情况。199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1995年下降到2.44%,1999年回升到2.78%.而1995年世界平均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4.9%.

  面对如此低的人均教育费用和低投入,为什么政府却十几年,几十年安之若素呢?那些有权决定增加教育投资的官员为什么无动于衷呢?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些官员根本不需要为他们自己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担心?是不是因为只要中国还有最后一分钱投资到教育,首先都会用到他们的子女的身上?《2004年中国教育不公平状况蓝皮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参考资料:

  2003年实行的一项对马鞍山市的调查显示,在该市的初中毕业生中,出身于“上层”家庭者有69.1%进入了该市“最好的高中”,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的相应比例则只有5.1%.另一项对北京、重庆等十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状况的调查也显示:占人口不过10%的党政干部、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去了被调查重点高中42.1%的名额,在北京市,这一比例则达到57.3%.而某经济大省财政厅与省城某全国知名重点中学达成的协议则更加反映了赤裸裸的交换关系:该中学每接收一名财政厅官员的子女,将拨付50万元的教育经费!

  因此他们没有提高教育投入的迫切性,他们尽管在口头上也承认教育的不普及将严重降低国民的素质,减缓经济的发展,恶化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尽管他们也一再在媒体面前坦诚教育投入不足,但却没有一届政府真心考虑怎样提高教育的投入,没有一届政府认真考虑怎样彻底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却是成千万地贪污和挥霍公款,成千万地投资到政绩工程上面去。各级人代会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无所作为呢?

  因此,每一位人代会,都应该代表人民喊出你们的良知:促进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资。从现在开始,以每年递增国民经济生产总值0.5%的速度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直到满足全体国民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需求为止。如果不这样硬性规定,中国的教育投入将永远无法满足公民的最低需求。

  教育的投入应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所有投入的经费必须城乡统一公平分配,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倾斜和不公平。所有的教育经费都应该专款专用,各级人大代表应该建立常设机构,监督所有投入的教育经费的使用,以免增加的教育经费成为个别官员腐败吞噬的目标。所有投入的教育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预算、审查、使用、审计、公示”的规定进行监督使用。对于违规使用经费的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同一个地区城市和乡村的教师的待遇不允许由于所在学校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距,如果有,只允许农村的待遇比城市里的高,而绝对不允许城市里的教师的待遇好过农村的教师。

  当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无法负担所规定的教育投入时,必须由中央或其他富裕地区的财政进行教育扶贫支援。也可以接受企业、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捐赠。政府应该鼓励富裕地区的学校接受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以分担他们的教育重负。所有流动人员只要在所在地取得了正式的职业,其子女就应该和所在地公民的子女一样接受同等的义务教育,绝不允许对他们收任何歧视性费用。

  二,调整教育投入资金的分配比例

  中国教育不但每年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在有限的资金分配上也非常不科学。具体表现在对小学、中学、高等教育的资金分配比例上,严重失调到几乎荒唐的地步。根据1992年出版的吴德刚先生编著的《中国义务教育》一书中的介绍,中国的教育资金分配状况与发达国家的分配状况比较如下:

  如果上面的比较,我们还觉得问题不大的话,那么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根据张玉林先生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中的介绍说“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这一部分始终高达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而且这些有限的金额也主要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

  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整个教育经费的90%,而对中小学的教育投入不到1%,如果这样的教育资源的分配还不算荒唐,这世界还可能出现更荒唐的分配方式吗?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喜欢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教育,而弃中小学教育于不顾呢?难道他们不懂得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道理吗?我想关键还是虚假的政绩观在起作用,因为政府经常需要通过大学生的比例,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水平之高的虚假繁荣。严格来说,这样不合理的教育资金分配显示了中国教育官员的极度无知和极端不负责,是对健康的中国教育的扼杀。

  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个人觉得,中国的教育经费应该按照初等教育50%,中等教育40%,高等教育10%的比例来分配。首先,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消灭文盲,真正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需要上大学,也不可能让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上大学,但是,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免费的义务教育之后,才能具备基本的平等竞争能力。其三,如果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基本上都能具备了自学的能力,公民可以通过自学或边工作边学习的方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最后,高等教育可以向企业和社会开放,允许他们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顶尖级的大学,都是民间大学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大学。

  三,彻底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教育设施和制度

  如果要问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对待公民教育方面有多少不平等规定,我想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罄竹难书。不同地区的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不同、城乡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不同、不同职业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不同、不同民族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不同、甚至连同一城市同样职业的公民,只因为其所在企业不同,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也不一样。这些不同,几乎无不与不平等有关,而且这些不平等从上学之前的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然后在小学、中学、大学、及更高层次的学习进修等阶段,都公然存在。

  分析这些不平等,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比如由于历史、环境、经济、甚至习惯等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所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只要略微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是以权某私。比如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机关幼儿园,就是明目张胆地为特权阶层的子女谋私的证据。机关干部,是人民的公务员,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从还不懂事起就享受与其他公民的子女不一样的高水平教育设施呢?机关幼儿园的设置有什么法律依据呢?

  再来看一下另一个极端不合理的城市歧视状况。根据《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的介绍:“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生产着‘精英中的精英’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大家都知道,形成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通过种种不平等入学规定产生的畸形不合理结果。面对如此极端不平等的现状,任何无动于衷的听之任之,或者任何试图维持现状的想法,都是可耻的。

  一切国家的公务员应该成为消除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带头人,所以首先应该取消全国所有的机关幼儿园。如果干部的子女不能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平等的接受教育,这些干部怎么可能在工作中把自己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呢?其次,要取消一切子弟学校。所有的中国公民的子女,不应该由于其父母的职业不同而享受不同环境的教育。其三,取消一切重点小学和中学。中小学教育不应该以满足考大学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而应该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第一需要。衡量中学成绩的标准不应该是高考入学率,而应该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比例。中学生是否考取大学,是否上大学,应该成为学生自己的选择,而不应该成为鉴别学生好坏的标准,上大学并不是每个中学生的必须,也不是唯一理想的选择。中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再去上大学,也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其四,取消户籍上学歧视。所有的学龄儿童都应该平等的具有在父母的工作所在城市就近上学的权利。因为国家教育经费来自于税收,而任何人只要从事某一职业,自然就对所在地税收有贡献,他们的子女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权享受教育的权力。以户籍为借口剥夺流动人口的公平受教育权利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尽快缩短城乡学校教育设施的差距。政府还应该鼓励农村的学生就近到城市镇区等条件较好的学校来就学,只要学生自己能在城市或镇区解决食宿问题,学校都不应该拒绝他们的入学要求而应该欢迎。学校的办学经费也应该根据学生的人数来发放。换句话说,这也应该成为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新标准,一个学校接纳的学生越多,说明这个学校越好,政府就应该给他提供越多的教育经费,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当所有的学生都被这些好的学校所吸引,可以关闭那些较差的学校。

  大学应该取消户口歧视,全国所有的考生都应该具备同样的入学资格,北京人考不进北大清华应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北京人考不取北大清华也可以去当普通工人,不管他的父母是高干还是普通老百姓。教育水平低的城市和地区考取北大清华的人少了,也不会形成任何社会问题,因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分配到全国任何的城市去工作。

  在大学入学条件还不能满足所有应届毕业生的上学需求的情况下,高考应该继续成为唯一衡量谁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的标准。鉴于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可以适当提高高等教育的费用。家庭负担不起费用的子女考取了不能去上大学应该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遗憾。对于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寻找赞助人或赞助企业等途径去解决学费问题,也可以自己先工作几年,然后再去学习,还可以通过自学及业余学习等方式去完成高等教育。

  四,实现真正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实现真正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提供给公民的最起码的承诺和保证,也是保证一个国家强大富强繁荣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各级政府在人大会议上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而应该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并将此作为衡量每一届政府和具体官员是否称职的考核依据之一。

  在城市,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意味着一切上学(中小学)的费用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只负担书杂费用。在有条件的地方,学校应该免费为学生提供营养午餐。在乡村,考虑到经济水平的限制,不但应该免费提供学费,还应该免费提供书杂费,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学校还应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那样可以在乡村建立比较大的学校,将附近散居的学生集中起来实施义务教育,也便于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所有的学龄儿童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如果他们的父母由于贫穷无法供养他们上学,政府责无旁贷地应该免费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如果这样做了,虽然投入的资金比放任不管要多,但是培养出了有用之才,能让他们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加重要的价值在于:社会多了一个有用之才,少了一个社会负担。所以实现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才是一个真正的脱贫致富的根本性办法。不对贫穷地区实现全面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将永远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贫穷问题。

  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没有调整之前,应该优先对符合计划生育的子女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对于那些违反计划生育而出生的子女,国家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向这些孩子提供就学机会,但是应该向其父母征收惩罚性教育费用。对于无经济能力交纳教育费用却坚持违规多生孩子的公民,应该将其应该交纳的教育费用作为其欠债予以公示,并在其有能力偿还时强制执行。

  为此,必须建立全国公民的身份鉴定联网系统,以保证不管公民流动到哪里,都能随时确认该公民的婚姻状况及生育状况。

  五,建立农村教师的轮换制度

  要实现全体公民的平等教育,彻底消除教育不平等尤其是消除城乡教育不平等,就必须解决农村学校的师资问题。学校的硬件设备可以通过国家投资的办法去解决,但是老师的问题,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是再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也不能再用目前的民办教师的办法去解决。

  民办教师的存在,是政府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师不能和其他教师享受同等的待遇?为什么农村学校不能配备和城市学校一样足够的合格教师?因此政府应该列出取消民办教师的具体时间表,对合格的民办教师应该转正为公办教师,对于不合格的,应该送去培训,或劝退。实现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不能用不合格的老师来凑数,做样子。

  解决农村老师不足的途径有许多,其中关键的一条应该是实行教师轮换制。所有城市里的中小学教师,都应该根据需要情况实行农村和城市的轮换。比如可以从新老师开始,在大学毕业后,应该首先到农村学校工作两年,然后再根据其本人的申请,调回城市。如果应届毕业的年轻老师的轮换还无法满足农村学校的需要,也可以安排退休前的年龄大的老师到农村去轮换。这些人比较容易解脱对城市的迷恋,而且一般孩子也都大了,或者更加喜欢农村的清静。在对这两类教师都实现了轮换后依然无法满足农村的需求,可以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出中年教师的轮换制度。

  对于那些自愿留在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的老师,应该发放农村教师津贴,以鼓励更多的人去农村学校任教。但是这种津贴,在该老师离开农村学校时,应该及时取消。另外一方面,应该尽快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尽快缩短城乡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差距。只有采取多种方式,才能真正解决农村老师不足的问题。

  六,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福利待遇

  在中国,老师属于公务员。我想这样的划分是合理的。但是中小学老师这一类的公务员与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相比,显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从每年招考政府机构的公务员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报考可以得到证明。我想只有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提高到比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更高的水准,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教育工作。

  因此,如果一个应届毕业生去政府机构当公务员的月工资是一千元,那么一个同样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去当老师的工资应该设定在一千两百元。随后公务员的加薪时间和幅度,在机关的公务员和在学校的老师应该保持同步,这样才能使老师的工资一致保持在高于机关公务员百分之二十的水平。那样,再加上老师的寒暑假,才可以增加教师这个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才可以多少减轻一点中国人受官毒的影响,也才可能真正自豪地以东方文明古国尊师重教的后人自立于世界之林。

  七,全面开放社会办学

  中国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就算今后解决了,也不应该限制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但是有一个绝对前提,那就是政府必须保证公民的九年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而不能指望依靠社会办学来分担政府义务教育的责任,更不能允许由于社会办学的原因,促使正常的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小学费用上涨,让普通公民的孩子上不起学。

  因此,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社会办学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也就是满足那些富裕阶层的人士对教育的特别需求,他们愿意自己出高额学费去接受贵族学校的教育。当他们去选择贵族学校时,可以将公办学校的资源节约下来为其他普通公民使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公办学校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允许私人办学校,但是那样的学校只能作为一种慈善性的学校,就是不允许收取高于公办学校的学费。也就是说,只允许学生放弃公办学校去选择私人学校,而不允许学生因为无法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进入私人学校。

  对于高等教育,应该鼓励社会经济实体进入,甚至可以将现有的一部分国家学校建成股份制学校,还可以让企业集团与学校联合办学。除非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学,以及师范大学等,其他大学均可向社会开放。事实上现在许多地方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他们自负盈亏,还很有钱赚。另外,这也是一条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方式。

  八,提倡自学成才和消除歧视自学的障碍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终身教育已经是我们每个人的必须。因此政府应该全面提升对自学成才的重视和鼓励。除了继续现在已经实施的广播大学、网络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还应该鼓励更多形式的自学方式,鼓励企业对人才的培训等。最为重要的是在对人才使用时,必须禁止对自学人才的限制和歧视。最起码在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应该带头使用自学人才,而不是想媒体介绍的那样,某些政府机构在招聘公务员时带头不使用自学考试的毕业生。

  个人觉得,自学成才的人,往往比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更加优秀。比如同样是掌握一门外语,一个在校生得到了一张大专毕业证书,好比从一条现成的山路到达了山顶,而一个自学考试者得到了一张大专毕业证书,好比从一条没有山路的山坡达到了山顶。所以一个自学者对这座山的了解要比在校生更加全面一些。尤其重要的是,一个自学者取得一张大专毕业证书必须具备比一个在校生更多的毅力,付出更多的辛苦,但却为国家节约了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教育经费。因此,我们的社会不但不向这些自学者致敬,反而还要歧视自学考试者的文凭,实在是一种罪过。这也说明那些用人单位的人才判定能力还非常落后低下,他们除了会根据文凭或大学的社会知名度来判定一个人的能力之外,还不懂得怎样科学地判定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实际价值。

  只有我们的社会不但在口头上鼓励自学,而且在使用人才上为自学者提供各种优惠和同样的尊重,才能真正掀起一个全民爱学的热潮,才能在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人才需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

  参考资料:

  1,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先生写的《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相关连接:

  2,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谈松华先生《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3,1992年出版的吴德刚先生编著《中国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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